“樱花是春天的一缕缕魂魄吗？／冬眠雪藏，春光略露些许／樱花则一瓣一瓣地应和开放／艳美而迷幻，音乐响起／万物在珞珈山上依次惊醒复活”

在武汉大学诗歌朗诵会上，李少君读了他的《珞珈山上的樱花》。30年前，他就曾这样在樱花树下朗诵他写的或别人写的诗，曾是第一个站在珞珈山讲台上开诗歌讲座的学生。

如今，樱花已谢，珞珈山上一片新绿，当初少年也年近五十，现已是位诗人、作家、主编。这几十年间，李少君经历过校园诗歌的盛况，也见过它的落魄，而今也迎来了“转折”——校园诗歌仿佛又热闹了起来，诗歌活动一茬接着一茬，越来越多的人参与或围观。

在这热闹之处，校园诗歌兀自哼着高高低低的旋律，回响着时代的声音。

　　呼啸而过

校园诗歌并非在上世纪80年代产生，却在那时风头最盛。

在1983年的北京大学里，走在林荫道上，会时不时听到诗歌朗诵和吉他声。

臧棣那时刚入校不久，便赶上了由五四文学社举办的未名诗歌朗诵会，那是场名副其实的盛会，百年大讲堂2000多个座位以及走廊被挤得透不过气来，挤不进去的干脆站在窗台上，当然也还有扒都扒不进来的——诗歌，一场年轻人的狂欢。

几乎同时，上海、武汉等各地高校的诗社也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而跨校的诗歌交流成了连接彼此的精神纽带。“一说我找谁谁，我看过你的什么诗，就瞬间成了哥们儿，走，吃饭喝酒去！”说起这段往事，臧棣言语间别有一番江湖义气。

如今，53岁的他已在北京大学做了21年的教授，同时仍是多产的诗人。两次见他，他都穿着那件洗旧的牛仔裤，两手插着衣兜，走起路来轻快自在，谈笑间自然流露的真性情让人觉得诗人就该这般模样。

而30多年前北师大的校园诗人侯马，如今一身警察装扮，现为一位公安战线的领导干部兼诗人。可以说，他成为一名警察是机缘巧合，而成为一位诗人是因为天赋，也因为“不服”，“那时我极其自负，觉得读到的诗根本不好。虽然各个时期我都有很多喜欢的诗，但总体上我对他们那些诗非常不服气，我知道我要写就一定写得比他们好”。

1986年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展过后，以曾经的和在校的校园诗人为主的“第三代诗人”已开始反叛朦胧诗的宏大叙事和过度隐喻，热切探寻诗歌的新出路。大二在读的侯马也开始寻找自己的“声带”，当时男生宿舍里也常为诗歌争论到深夜。后来，侯马曾在诗中写道：“今日想来，我们从铁狮子坟／暗暗领受的似乎正是文学的使命。重塑／一种古老的精神于当世。”

“‘文革’结束后，过去所扭曲的人性在逐渐恢复，近现代西方文化思潮开始在国内传播，使得20世纪80年代出现各种文化热，而诗歌由于形式的原因更易成为表达精神诉求的载体。”武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荣光启认为，与其说当时的学生“崇拜诗歌”，不如说他们对国家、社会和人类充满关怀，诗歌是种便利的表达方式。

然而，这场诗歌狂欢在海子自杀那年结束了。

那年夏天，西渡毕业。一位女同学在他的毕业纪念册上写了句简短有力的话——“绝不嫁给诗人！”一个时代落幕。

　　暗流涌动

1990年代新一轮经济大潮汹涌而来，中国社会的价值取向“世俗化”，诗人则彻底“被拍在了沙滩上”。“那时社会崇拜的是商人、有钱人，有的诗人都不屑于说自己是诗人，觉得穷酸气。”《诗刊》副主编、诗人李少君说。

彼时，北京大学未名诗歌朗诵会的地点也发生了极富戏剧性的变化。先是从百年大讲堂转移到容纳400人的电教报告厅，后又撤至容纳300人、条件简易的二教，最后退守容纳150人、设施极其简陋的生物楼……其他高校的状况概莫如是，甚至更为惨淡。校园诗歌的冠冕就这样从无上“神坛”一阶一阶地滚落。

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张新在其所著的《20世纪中国新诗史》中写道：“90年代以后，诗歌除了原先的压力之外，又受到了物质主义、享乐主义大潮的冲击。真正的诗人越来越少。”或也因此，记者在寻找联络90年代“在现场”的诗人时也颇艰难。

但终究还是有的，比如诗人胡续冬。

“氛围不是说到了某个时间点就一下子终结了的。”胡续冬在1992年进入校园，在他的记忆中当时校园里写作阅读上的“传帮带”现象尚在，一批诗人在校园内死寂的文化土壤中倔强地昂着头，夜起诵读，饮酒论诗，结交豪士怪客，睥睨世人。“但支撑这个氛围的很多支点没了，就显得比较尴尬。”胡续冬说。

好比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诗歌，一代青春也自有其姿态及意义。这种无人喝彩的尴尬，倒促使胡续冬等开始思考些超出所谓“校园范儿”的东西，“比如到底需要以什么样的写作姿态、写作策略来回应正在发生的社会剧变”。大约在1994年，他们约好了似的，几乎同时由高蹈的才气型写作转向冷静的分析型写作，从狭窄的抒情传统迈进了现代诗艺的门槛，“投身于一种当时心目中更复杂、更具反讽意识、更有历史纵深和日常细部的写作之中”。

“当时整个诗意系统发生了变化：朦胧诗的诗意更多来自‘意义’，第三代诗人反对这种‘意义化’诗歌，更倾向于语言本身。而90年代诗歌更注重内在的诗意，更深入生活和心灵。”沈浩波说。

沈浩波，锋利、激进，是20世纪90年代绕不过的一位诗人，也是争议颇多的一位诗人。

1998年，他在读大二时，先后结识其师兄侯马、伊沙、徐江等人，开始有意识地摒弃原先的学院派写作倾向，逐渐接受口语化的诗歌写作，并在同年写了《谁在拿90年代开涮》一文，抡刀砍向“知识分子写作”，气势逼人，不留回旋余地，也成为第二年爆发的“盘峰论争”的重要导火索。在这场诗歌界的“华山论剑”中，“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的对立，颇有些“庙堂之高”和“江湖之远”的意味，争论不止，影响甚广。

臧棣曾这样评价胡续冬、沈浩波为代表的“70后诗人”，问题不在于70后诗人写得有多出色。他们中有许多人越写越好，早已走出了前几代诗人的阴影。问题也不在于70后诗人是否找到了有别于前几代诗人的诗歌领域。他们的诗歌疆域宽广得令当代诗歌史吃惊。

　　乍暖还寒

“一下子很多诗人冒了出来。” 诗人肖水在新世纪之初惊讶地发现。

这和当时网络的兴起不无关系。“那时诗歌写作是比较大众的。一个写作者只需在论坛里贴出作品，若是有一定水平，很快就会为人所知、为人推崇，成为知名诗人。他们的文化程度、社会身份可能是你想象不到的。”荣光启说。

但相较于网上的热闹，曾负盛名的复旦诗社却庭院寂寂。

“据我所知，2003年时高校诗社几乎都死掉了，当时真正有活动的只有北大和复旦。”肖水回忆，当时的复旦诗社“弥漫着高傲的小资情怀”，也是奄奄一息，“没有任何校园活动”。

2004年，肖水到复旦大学读研，在翻看诗社刊发的诗集时发现，诗社成员中居然只有5个人的名字，包括他的，尽管他之前并没加入过诗社。于是肖水给当时的诗社社长、大一学弟发了条短信，大意是“我来帮你吧”。学弟回复他，“你来做社长吧”。

隔天，学弟就把一个塑料袋扔到了肖水面前，里面只有两件东西：社团管理条例和入社会员资料。“他说‘你是社长了’，于是我就成了社长。”肖水说。

在肖水的努力下，复旦诗社在2005年后渐渐有了些起色。

此时的武汉大学浪淘石文学社主要靠“传帮带”的形式维持，“社里每一届都能出现至少一两位优秀的诗人，即使在我毕业后也是。”2008年入读武汉大学中文系的诗人王家铭说。

除王家铭，王磊、王琦、韩伯啸、董金超等武汉大学校园诗人也给当时已在武汉大学文学院任教的荣光启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们比同龄人多了一份对人生的关切、对自我生命的审视和思虑。他们的写作倾向智性、抒情，追求技艺，文本多略带晦涩，可以说有一定的‘知识分子’特征。这不是他们故意效法什么阵营，而是他们的青春、学识和才气使然。”

在荣光启看来，同时期的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的诗人，也多少带有此种风格。“我认为这是校园诗歌的优势。这种优势主要体现在对诗艺的某种自觉”。

　　有诗待和

前段日子，校园里的玉兰花开得喜人，刘晨阳便即兴写了首《沁园春·咏华中大玉兰》：

是倚香衾，是种霞云，是误梦涯。是粉绡一翦，九重叠碧，唾尘娇鸟，时与人排。是堕璎魂，素娥千队，天遣霓裳试玉骸。盈盈里，是春心枝上，但为君开。

1997年出生的刘晨阳，是华中科技大学物理拔尖班大二学生，也是该校夏雨诗社现任社长，写起旧诗来很是应手，往往一挥而就。用他的话来说，“大概是血脉里有屈原、李白、杜甫、苏轼的传承”。

像刘晨阳这样的校园诗人如今不在少数，他所在的夏雨诗社、复旦诗社等校园诗社一扫曾经的“门庭冷落”，成员已涨至百余人。而校园诗歌节、朗诵会、讲座等活动也引来更多关切的目光。

其中缘由，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姜涛认为，“经过这么多年经济的高速发展，文学的需求正在慢慢复苏。而校园中的95后们一般从小学诗，文学素养都比较好，视野更加开阔，起点就很高。另外，他们这一代一方面不会为温饱忧虑，但另一方面也面临着社会转型变迁中的很多无奈，他们的内心更丰富也更复杂，与内心有对话感的诗歌就容易成为他们的一种表达方式。”

午后或夜晚，一群诗歌的孩子在那草坪上天南海北地聊生活，谈诗歌，谈到尽兴处还有人弹唱上一曲，聊不尽兴的话就再接着出去吃夜宵、喝酒……诗人们这种纯粹愉悦的精神交流，以及对自我、对生命的思考，对复旦诗社副社长李金城来说愈加珍贵，毕竟还有好多其他事情等着他去忙，比如学习，活动等。

“拿我自己来说，必须承认，我自己的诗歌教育，在基础上很难比得过更年长的作者，我们这一代和更年轻的人需要更多的毅力和决心将这件事坚持下去。”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90后诗人李琬觉得。

此外，校园诗人成长的重要场域——诗社的困境也是显而易见的。“诗歌在校园内还较边缘化，诗社缺乏强有力的指导，大环境的贫瘠，以及社内写作传统的式微。”安徽师范大学学生、江南诗社现任社长卢文韬说。

怎么办？荣光启的答案是，加强文学教育和诗歌教育。“我们要告诉人们，文学写作是每一个有语言能力的人都可能去玩的，因为文学是一种特殊的说话方式，追求对言说对象的具体性表达，这种‘具体性’的出发点和目标都聚焦在感觉、经验和想象的层面。诗歌写作同样如此，在交际性语言中有许多话说不出、不好说，这就需要诗歌写作”。

而关于诗歌教育，臧棣早在上世纪90年代便已着手开设诗歌课程。在他看来，“人与语言的关系是一辈子摆脱不掉的，培养和语言的关系就很重要。比如你是要写描述性的事物，还是隐喻性的东西，你怎么理解这个世界，这个东西的合理性在哪儿……诗歌不一定有确切的答案，但它是对生命的一种探索，一种觉醒，法律、经济不会告诉你这些，只能从感性的文本世界中获得”。

恰如电影《死亡诗社》中的一位老师基廷(Keating)所说，我们读诗写诗，非为它的灵巧。我们读诗写诗，因为我们是人类的一员。而人类充满了热情。医药、法律、商业、工程，这些都是高贵的理想，并且是维生的必需条件。但是诗、美、浪漫、爱，才是我们生存的原因。

孙庆玲(文中西渡、侯马为笔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