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中是不是有人把说了当成做了，把做了当成做成了，把做完了当成做好了？”在辽宁省沈阳市近期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一位负责人向在场的数百名干部发出“灵魂考问”。半月谈记者调研发现，这一发问是对部分基层干部状态的“精准画像”。“说了=做了”“做了=做成了”“做完了=做好了”已经成为部分干部应付式落实的“三件套”。

把“说了”当“做了”

把“说了”当“做了”的干部，习惯于搞忽悠，热衷于喊口号，实际上脚下一动不动。

——遇到问题绕着走，光说不练假把式。东北地区某县委书记以清理机关事业单位“吃空饷”和处理烂尾建筑为例说，这些都是老问题，但至今没有彻底解决。清理“吃空饷”问题上，一些干部经常“嘴上高高举起，行动轻轻放下”。处理烂尾建筑问题，需要干部向负有相关责任的开发商施加压力，但这些干部往往是“聊聊天”就算工作完成了，回来汇报说“嘴皮子都磨破了，但工作没做通”。

——只说不做，贪虚功务虚名。一位曾在东北工作过的干部说，有一些人干工作“动嘴不动手”，张嘴闭嘴就是“某某领导说过”。上级部署“五项任务”，马上就能弄出“六大举措”“十项具体安排”，但实际上是以文件落实文件，以空对实，自然没有什么效果。

——被事情推着走。从去年底到今年初，我国多地疫情散发。一位基层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工作人员说，药房需要对购药人员进行登记扫码测温。各级监管部门均对监管工作作过部署，监管人员日常购药也能发现部分药房存在弄虚作假的情况，上级部门督查时也发现过落实不到位的问题，但一些干部对此始终没有重视。“督导检查一说了之，整改材料一编了之。直至疫情发生后，各级人员才紧张起来。”

把“做了”当“做成了”

把“做了”当“做成了”也是部分干部应付工作的套路之一，实际工作中有3种表现。

——把“任务分解了”当成“工作完成了”。工作中，一些干部把“任务分解”当成了稀释责任的手段。只想当工作的“二传手”，不想当“主攻手”，只想传导压力分享成绩，不想承担责任。用于分解任务的时间表、路线图也成了形式主义的外衣。

东北地区某机关一位工作人员说，上级通知要求在“本周本部门优化营商环境工作落实推进计划”上填入“召开本部门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会议”，并尽快上报。看似主管部门将任务分解了，基层落实了，实际却是搞形式。“我们部门既不接触企业，也不面对群众，不知道为什么领到这样的任务单。”

——把“开会研究了”当成“问题解决了”。东部沿海某市一位基层干部说，一些地方在处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时，制定了农民工工资联席会议制度，并开会进行分工部署，但在实际处理时，往往把和农民工见面、沟通当成把问题处理到位，把兑付了一部分拖欠工资当成了妥善处理，把签订兑付协议当成了最终结果，至于最终农民工是否足额领取了工资，不再是根本的工作导向。工作人员“会开了、话说了、事干了”，可群众认可度、满意度却并不高。

——把“发文了”当成“落实了”。“看见政策汇编有一大厚本，但哪条能用上自己并不清楚。”东北一位民营企业家以“惠企政策”为例说，近年来，东北各地围绕优化营商环境，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出台了大量“惠企政策”。但是企业家明显感受到，许多政策“对上不对下”“好看不好用”。例如，成立了不少“产业投资引导基金”，但使用效率普遍偏低，企业获得感不高。

把“做完了”当“做好了”

把“做完了”当“做好了”，看似可以达到工作的及格线，但实际上一些“做歪了”“做空了”的工作浪费了社会资源，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公信力。

——为了应付上级检查，事情表面看做完了，实际上做歪了。东部沿海某县城区外来务工人员增多，孩子上学成了大难题，该县决定扩建第一实验小学。原本是件好事，但选址却让人大跌眼镜。新校区建在了一处几公里内没有村庄和小区的地方，并且学校不远处还有大型铸造企业。学生上学普遍需要“长途”接送。一些基层干部坦言，选这个地方是因为地价较低，好地段要卖给开发商搞房地产开发。

——缺乏精益求精、较真碰硬态度，工作表面看做完了，实际上做空了。东北某省一位干部在一次会议上说，都说要重视人才工作，每年与人才工作相关的部门花费了不少资金，也报送了引入大量人才的数据。看似工作做得不错，但实际上效果有没有评估？这些人才是否发挥了作用？引入的人才又走了多少？“这些问题不解决，我认为人才工作就是没干好。”

——一刀切式“做完了”，实际上可能做错了、做坏了。年初，有的地方为防控疫情违规封路堵路、强行截车劝返、责令停产停业等一封了之、一关了之。有的地方擅自加码防疫政策，对国内返回当地人员采取“21天集中隔离+7天居家隔离，费用自理”的管控措施。这些行为看似做得“坚决有力”，实际却是违背政策、变相推卸责任，效果南辕北辙。（记者 徐扬 汪伟 邵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