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9月12日电 自8月15日起，北京已经启动了秋季高校返校工作。目前，北京各高校正逐步恢复教育教学秩序。同时，校园疫情防控常态化也引发了广泛关注。

“非必要不出校”是否有必要？“相对封闭管理”如何落实？近日，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狄涛、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委副书记赵罡、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晨光、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心理咨询与服务中心常务副主任宋振韶围绕大学校园疫情防控常态化热点话题予以探讨。

从科学的角度理解“非必要不出校”

目前，电影院、地铁等公共设施都已经正常运营，为什么还要倡导大学生“非必要不出校”？吴尊友从科学的角度予以阐释，他表示，回顾北京新发地的疫情、大连的疫情和乌鲁木齐的疫情，当第一个病人出现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在社会上造成一定范围的传播扩散了，这时再进行防范已经晚了。“从1月份过来，特别是6、7月份，我们看到北京、大连、新疆都发生了我们没有预计到的突如其来的聚集性疫情，实际上各项防控措施都在落实，那么我们也不能保证它未来不再发生，我们只能保证发生以后，我们能尽早发现，能够把规模控制在最小的范围。”

把“非必要不出校”变成一种自觉

狄涛介绍，高校的防控与社区和中小学不同，高校最大的特点是集体生活，同学们不仅吃在一起，而且住在一起。社区防控中行之有效的手段——戴口罩，在宿舍生活中就很难完全落实，要把风险降到最低，就是要从源头上减少感染病毒的可能，这也是倡导“非必要不出校”的基本考虑。

狄涛表示，作为当代大学生，我们生活在校园里，卫生、健康既是我们个人的事，也是集体的事，是学校的事，是国家的事，我们应该主动地承担起这样的一种责任，主动维护当前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在自律的基础上，把“非必要不出校”变成我们的一种自觉。

“我们注意到，一些学生在网上确实也有些情绪，这其中既有部分学校政策宣传不够，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也有个别学校执行政策存在僵化、一刀切的现象。”狄涛强调，我们要求学校设身处地体验学生的生活，动态地调整防控措施，同时要充分沟通，形成师生共识。

倡导“非必要不出校”于法有据

倡导“非必要不出校”，从法律层面上讲是否属于违法行为？王晨光认为，这应该从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现实的公共卫生危机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并没有解除国家应对新冠肺炎的防控阶段，也就是我们法律上讲的“应急阶段”，我们现在只是进入了一个新的防控阶段，叫做“常态化防控阶段”，零星的小的地区区域疫情的暴发仍然可能存在。

王晨光介绍，应急状态就一定会有一些措施和我们一般的正常状态下是不一样的，这些措施会限制人的某些自由，但是有法律根据的。比如我们在高铁上、飞机上要戴口罩，有严格的出入境管理，因为海外其他国家的疫情还很严重，这些都是现实。我们恢复了一定的社会生活、文化娱乐、体育活动，但同时会有一些防控的限制，要隔位就坐，要控制人数，这都是为了防范疫情的复燃。“当然各个学校还要有更精细化的、灵活的一些举措，这也是需要的。”

学校如何保障学生的日常生活需求？

“非必要不出校”，高校如何保障学生的日常生活需求？赵罡介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目前采用审批制出校门，老师也是审批制，离开北京也要审批。“所谓必要的和不必要的，我们也经过了反复讨论。比如学生就医、面试、理发等方面，这些我们都认为是非常合理的。如果是因为采购的原因出校园，我们一方面在校内超市加大货物的种类，能在学校解决就在学校解决。第二，现在学生都习惯于网上购物，我们也是在学校多设快递点。另外，学生审批的过程，并不像大家想象得复杂，手机安装一个小的应用程序，你点完了以后，可能十分钟就已经回复你了，不会对大家正常的安排造成影响。”

学生返校后如何克服“疫后综合征”？

学生返校后该如何克服“疫后综合征”？宋振韶建议学生首先要学会接受，去接受疫情常态化防控的一个现实。“我们要珍惜这长达8个月抗击疫情带来的成果，心态上要积极，要想克服困难，必须同心协力。”

其次，宋振韶建议学生从积极的角度出发去思考问题，在承认新冠肺炎带来的不利影响的同时，也要放平心态，聚焦当下，做好当下该做的，同时聚焦学习、工作和生活本身。“能够聚焦当下的话，我们内心会产生一种浮流，这种浮流的状态其实对我们的身心健康特别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