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重庆7月11日电 题：“中国强大，人民幸福，烈士的鲜血没有白流”——专访渣滓洞、白公馆脱险志士

新华社记者张琴 周闻韬

游客参观红岩魂广场纪念碑（2013年3月6日摄）。新华社记者 陈诚 摄

70年前，11月27日，阴雨霏霏。

重庆渣滓洞监狱，24岁的孙重从二楼被转押到一楼牢房；不远处的白公馆监狱内，25岁的郭德贤换上了入狱前穿着的旗袍，静静地坐在地板上……

此刻，解放军的炮声已隔江可闻，新中国的曙光即将洒向这里。然而，枪声、喊声，火光、血流，渣滓洞、白公馆变成人间地狱，300多名被关押在此的革命志士倒在了黎明之前。

他们用生命践行了周从化烈士生前“失败膏黄土，成功济苍生”的誓言。

在血与火中，仅35人幸运脱险。

流年似水，脱险志士们陆续离世，孙重和郭德贤是目前在世的两位幸存者。70年来，脱险志士们始终不忘初心，理想与信念依然熠熠发光，并用一生不断感染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

白色恐怖中，他们毅然跟共产党走

国之大家还是个人小家？生还是死？

这是那个时代革命志士面对的一道必选题，也是一道艰难的选择题。父母生养、幼儿绕膝，没有人不眷恋现世安稳，不渴望家庭幸福，但选择了革命道路，就必然要面对无数艰难抉择甚至牺牲。

救亡图存，波涛汹涌，大批进步青年踏上革命道路。

出生于浙江定海的孙重，为谋生辗转来到重庆，进入一家兵工厂当上技术工人。他积极参加地下党领导的工人运动。为了革命，他将父母和弟弟送到武汉，并暗下决心“革命不成功不成家”。1947年9月，他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受到上海回乡武装起义的哥哥以及表叔等革命者的影响，12岁的郭德贤心中扎下了革命萌芽，她的家成了秘密联络点。在重庆云阳简易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时，她参加进步团体“自治会”，组织同学们上街义演，为抗战前线募捐。1939年8月，年仅15岁的郭德贤加入中国共产党。

这是一张拼版照片：左图为“渣滓洞”的一排牢房，右图为“白公馆”的大门（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在工厂里，孙重带头发起了一次次工人运动。1948年4月，他被捕并关押于渣滓洞监狱。1949年1月，由于地下党组织遭到叛徒出卖，为通知同志们安全撤离和销毁文件资料，郭德贤放弃逃走的机会，和一双年幼的儿女被捕关押在白公馆监狱。

渣滓洞牢房墙上，一张张照片映衬出一张张年轻的面容：黄楠材牺牲时44岁，江竹筠29岁，马秀英26岁，罗娟华24岁，黄玉清23岁，胡芳玉23岁，荣增明23岁……

血雨腥风中，他们信仰不灭

青山苍翠，渣滓洞、白公馆掩映其中，游人散去后显得格外静谧。然而，70年前，大批革命志士们却在这“人间炼狱”时刻进行着激烈斗争。

铁窗之内，残酷的斗争不断上演，但革命的初心始终激荡。

1949年春节。岁寒，重庆浓雾弥漫。

新入狱的战友带来淮海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捷报，黑牢里的志士骤然兴奋起来。

志士们在狱中庆祝胜利，唱《国际歌》、扭秧歌、贴春联、叠罗汉……唱得酣畅、跳得兴奋，心中满是对曙光带来的憧憬。

这是烧毁后的渣滓洞全貌（资料照片）。新华社记者 时盘棋 摄

郭德贤告诉记者，《红岩》小说中广为人知的“绣红旗”其实发生在白公馆，绣的人是罗广斌等几位被关在二室的男同志，原料是一床棉被。

“放风时得知新中国国旗是五星红旗，我们也想做一面红旗。可不知道五星红旗是什么样，就做成大五角星在中间，四个小五角星在四角。”郭德贤说，狱友们把被子上的红色被面拆下来，又找来黄色的纸，撕成五角星形状贴在上面，一面寄托着希望和力量的五星红旗就此诞生。

红旗做好后，牢房里沸腾了，从罗广斌的牢房楼板底下，悄悄传遍白公馆所有的狱友们。大家互相加油打气，还为此写了一首歌偷偷传唱：

我们也有了一面红旗，

等到重庆解放的时候，

打着我们的五星红旗，去迎接我们的党！

……

70年前的11月27日深夜，歌乐山，黑暗如磐。

此时，新中国已经成立一个多月，渣滓洞、白公馆的革命志士们满怀希望等待黎明的曙光到来。然而，国民党反动派开始了灭亡的疯狂大屠杀。300多名革命者的鲜血流成了河，熊熊火光映亮了天空。

孙重的大儿子孙进在照料病床上的父亲（2月18日摄）。新华社记者 唐奕 摄

孙重在密集的枪声中醒来，他看到“猫头鹰”徐林贵指挥射击手把机关枪枪口伸进门洞疯狂扫射。一时间，战友们纷纷倒下，坐着的头部中弹，站着的胸部中弹，高呼革命胜利的口号声与枪声混成一片，土墙弹孔斑驳，烟尘四起。

与此同时，不远处的白公馆里，郭德贤听见不断有革命志士喊着“革命万岁！共产党万岁”，倒在密集的枪声中。她意识到，最后一刻来了。郭德贤换上入狱前穿着的旗袍，静静地坐在地板上，安抚着一双年幼的儿女，等待最后的命运来临。

就在这时，她突然听见有人敲门，是大学生周居正。原来，由于渣滓洞关押人数众多，特务大部分赶去屠杀，留在白公馆的看守杨兴典在平日与革命者的接触中产生同情思想，打开了牢房，帮助他们越狱。

郭德贤赶紧给两个孩子穿上衣服，和周居正一人背一个孩子，悄悄下楼后，一刻不停地跑。一路上难民汹涌，郭德贤翻过几重山，一直逃到了近20公里外的白市驿地区。

血与火中，仅有35名革命志士在大屠杀中脱险，其中白公馆20人，渣滓洞15人。女性3人，男性32人。

在脱险志士联络处，逃出来的战友们抱头痛哭。大屠杀后第三天，重庆解放，脱险志士重返渣滓洞、白公馆，去帮助辨认遇难战友身份。“太惨了，没有全尸，有的只能看出有点像。”郭德贤说。

脱险的罗广斌走进牢房，撬起屋角那块木地板，将那面浸染着烈士鲜血的五星红旗紧紧攥在手中……

阳光下，他们不忘来时的路

歌乐巍峨，英雄不朽。新中国成立后，35名脱险志士始终铭记着走过的路，他们用70年的坚守传承着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

在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第一分院）病房里，郭德贤在讲述当年的革命经历（2月15日摄）。新华社记者 唐奕 摄

孙重和郭德贤几十年如一日义务到机关、学校、工厂等地讲述革命经历，足迹几乎遍及全中国。哪怕年事已高，他们也经常站着讲三四个小时，倔强地不肯坐下或休息。

脱险志士罗广斌、杨益言、傅伯雍则将自己的亲身经历化作了数十万字的党史资料。《红岩》《狱中斗争纪实》等书籍是他们为战友而书写。

还有更多的脱险志士怀揣着当年踏上革命道路的初心，踏上了建设新中国的新征程。他们遍布在重庆、云南、四川等祖国各地。

“我们要经常想一想红岩先烈，从中汲取信仰的力量，领悟党的初心和使命。”在渣滓洞、白公馆参观的观众发出这样的感慨。

退休后，孙重发起创办“红岩英烈史料研究会”，组建红岩英烈亲属联谊会，在距离渣滓洞不远的歌乐山上，他买下一处院子，取名“红岩寨”，作为红岩英烈后代的活动点。如今，这里已经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86岁的老伴陈洁说，在山上已住了16年，选这个地方就是老头子的意思，要陪着他的战友们。

“父亲是很朴实的人，经历了血与火、生与死，有很强的信念，内心有一种英雄主义，他把11月27日当作自己的生日。”二儿子孙浪说。

记者在“红岩寨”看到，一面巨幅展板上，用图片、文字分四个阶段刻画了近一个世纪的峥嵘岁月。从生死抉择到艰苦岁月，从否极泰来再到追梦乐园。巍巍歌乐山，见证着这位老人对党的事业的坚守，也见证着他对战友们深深的惦念。

英烈的后代们义务承担起了搜集整理相关资料、慰问烈士家属等工作。李承林烈士之子李显群、黄楠材烈士之子黄菊生在退休后分别担任红岩英烈研究会的会长和副会长，用自己的方式传承英烈精神。如今，两位老人也年事已高，传承的接力棒又作为家训交到他们的下一代手中。

每年清明节和“11·27”纪念日，孙重、郭德贤、杨益言、傅伯雍等都要去祭奠牺牲的战友们，从步履蹒跚到拄拐前行再到轮椅相伴，几十年来风雨无阻。

2014年，96岁的傅伯雍离世；2017年，92岁的杨益言逝世。同年，郭德贤心脏病发，安上了支架，2018年再次心梗，已住院一年多。即便如此，今年清明节，郭德贤仍坚持让人推着轮椅带她去。已无法站立的她，坚持让人架着胳膊，献上了一朵白花。

重病在身的孙重，没能在最近的一次“11·27”纪念日和清明节前去祭奠。老伴陈洁说，还能说话那几天，老头还在念叨让她去打报告建红岩之家，帮扶烈士后代。

新中国成立70周年，记者问郭德贤有什么要对牺牲的战友们说的。病床上已十分虚弱的她，立刻坐直了身板，一只手紧紧拽着病床的扶手，一只手理了理满头银发，眼里闪着激动的泪花，强忍着不流下眼泪。她说：“70年了，中国强大了，人民幸福了。烈士们，你们的鲜血没有白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