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年、7*24小时、16万个电话，这条心理危机干预希望热线救回无数摇摇欲坠的生命

一群“接听死亡”的人，从畏惧死亡到变得从容

狭小的接线室，每个深夜，接线员都守候在希望热线旁。 黄尖尖 摄

“你在哭吗？想哭就哭吧，我们陪着你。”

“冷静点，你说什么没有了，能具体一点吗？”

“药一定不能吃啊！你吃了多少颗？”

“每个人都有天命，天命没有到来的时候，我们要好好活着，一定要让自己好起来，好吗？”

……

凌晨2：30，整座城市在酣睡中。可位于闵行区一幢普通办公楼4楼，这样的说话声始终回响在一间10平方米不到的电话接线室里。

记者深夜走进这个不能对外透露具体地点的接线室，跟随接线员一起工作。这是一条7*24小时的心理危机干预希望热线，2012年成立，这6年来，全国各地上千位接线员，累计接听约16万个自杀电话，把无数摇摇欲坠的生命从死亡线上拉回来。

希望热线接线室就像一座灯塔

接线室内，孟心语刚把晚饭放进微波炉里加热，电话铃突然响了。“希望热线。”语速平静而缓慢。电话那头没人说话，只传来一个男孩急促的啜泣声。“你在哭吗？”孟心语轻轻地问，“深呼吸一下。感觉好点了吗？到底发生了什么？能跟我说一下吗？我们一起想办法……”

“我想回家……”男孩崩溃地说。此刻，他正一个人站在楼顶，如同当初孑然一身离家到外地求学打拼一样。虽然他已是一个奢侈品牌的销售经理，但职场上屡遭不公正对待，同性恋身份不被家人认可，他回不了家，在外乡受尽冷眼，这一切把他击垮了。

20分钟后，通话还在继续。“你凭自己的努力拥有稳定、体面的工作。同性恋是自己的选择，即便别人不认可，自己过得开心更重要……”45分钟后，男孩“觉得好点了”。孟心语放下电话，刚想取回已变凉的晚饭时，电话铃又响了。

孟心语在上海一家国企的人事部门上班，日常的工作就是与人交流，工作之余，她考取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证。2012年，希望热线成立之初，她便成了热线的一名接线员。6年来，每周二从晚上8时到第二天早上8时，她都守候在热线电话前。

和孟心语一样，希望热线的志愿者大多都有自己的职业，有二级心理咨询师职业资格，经过半年以上专业培训。他们当中有的是心理学专业大学老师，有的是每天面对财务报表和数据的公司会计，还有的是全职妈妈……

希望热线是无偿的，所有接线员都完全志愿。目前，上海希望热线共有50多名接线员，而全国有19座城市分布着接线站点，一旦其中一座城市的电话打不通，电话就会自动转接到另一座城市。“接线室就像一座灯塔，而我们都是守塔人，在这些冰冷的深夜里，每当想起有19座城市的志愿者和自己一样守在热线电话前，心里就会感觉到温暖。”孟心语说。

接到电话需判断生命危机等级

“拿起电话前，你不知道电话那头是谁，也不知道他此时是站在20多层的楼顶，还是手里拿着安眠药瓶，但从拿起电话那一刻起，你就与对方的生命联系在了一起。”范彦文是上海站唯一一名外地志愿者，因为昆山老家还没有建接线室，她每周都有一天专门从昆山到上海接听12个小时热线。

接线员有专业技术。在接到电话后，要先与来电者建立连接，判断对方的生命危机等级。处在轻度危机的人，容易沉沦在事件际遇中，认为错在他人，自己却没有能力抵抗，这时当事人还能清晰讲述事件的经过。如果当事人说出“活不下去”“太痛苦”等话语时，他已对自己的生命产生敌意，处在中度危机。如果话语中特定的事件或人都消失了，认为千错万错都是自己的错，情况就危险了，这时来电者会“托人托事托物”。

凌晨1时，范彦文接到一个男孩的电话。一开始，男孩只是情绪低落地诉说着自己的遭遇，范彦文耐心地听着，不时轻柔地应答，“是的，这样子肯定会难过的”“遇到这么多事，换任何一个人都可能坚持不下去”……一个小时过去，耳机把范彦文的左耳夹得生疼。

男孩说着说着，便提到已经买好了安眠药。“你一定不能吃啊！”一句话打破了深夜的寂静，一旁接线间隙的孟心语也警觉地竖起耳朵。危机等级陡然上升。

“弟弟，你6岁就担起家庭，多不容易……这样的日子都挺过来了，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好吗？”范彦文引导男孩回想过去，男孩停顿了5秒，在电话那头放声哭了起来。

要认同当事人，而不是否定他，这是每位接线员都要培训的专业技能之一。“你比一般人经历的苦难更多，所以有这样的想法也正常。但想归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命，天命没有到来时，我们要好好活着啊！”两个小时后，男孩放下手中的药瓶，关注点开始转移。

“弟弟啊，你答应我，不管任何时候，不管是不是我接电话，记得有希望热线的姐姐在陪伴着你，支持着你。”记者听不到电话那头的话，却仿佛和男孩一样，跟随接线员的话穿越生死，在这个小小的房间里，两个小时似乎比半个世纪还漫长。

挂电话前，范彦文和他做了个约定。“你答应我，从这个电话过后，那个事情永远不会发生，咱们约定好了。”“下次你再打电话来时，一定是个阳光灿烂的男孩，一定是的……”放下电话，范彦文擦了擦脸上的汗，长舒一口气，情绪依然没有完全平复。夜已深了，对于接线员来说，一个任务结束了，可明天这孩子会怎样，接下来还会接到怎样的电话，她无从得知。

来电者想有人给个活着的理由

最严重的生命危机等级是“急迫危机”，进入这个等级的人已经启动自杀行为。

“他再也不会回来了，我为什么还活着……”电话那头，一个女孩的声音微弱得几乎没有力气。在拨通电话前，她划破了手腕。

不知下了多少次决心要活下去，可心里的痛让她不得不一次次借助身体疼痛来掩盖。因为疼，一开始她不敢用力，尝试了几次，冰冷的刀刃终于把皮肉划开。失血，以及离死亡越来越近的恐惧，让她心跳加速。在最后一点意识消失前，也许是出于求生本能，也许只是想和这个世界再对话几分钟，她拨通了希望热线的电话。

“你说的他是谁？”“你可以告诉我现在在哪里吗？”接电话的是当天值大夜的接线员小林。

“我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我打电话来，是想请你转告另外一个接线老师，谢谢这段时间她的陪伴。”女孩的声音沉缓得几乎听不清。

“你能跟我说，你要去哪里吗？”电话这头的小林急切地询问，然而女孩并没有听进去她的话，仍自顾自地诉说：“我要去很远的地方，可能以后不会再打电话来了。”说着就挂断了电话。

“嘟，嘟，嘟……”毫无感情的忙音，把生死分隔在两边。接线室只有一根电话线，没有电子追踪系统，没有医院，没有警察，电话切断，双方就如同两座孤岛。

还没有建立起连接，电话就断了，这让还是新人的小林一时间傻了眼。“我要冷静！”小林默默跟自己说，她马上回拨电话，但无人接听。她一边继续打电话，一边在电脑上翻查值班室的高危个案记录，发现这个女孩曾打来过多次电话，内疚感涌上心头，“如果今天是另一位有经验的接线员当班，她可能就不会出事了……”

当电话那头被死亡的阴影笼罩着，小林分明听到自己剧烈的心跳，但拨打电话的动作没有停下来。“越是危急，就算电话没有接通也要一直拨打，只要她看到我们的热线号码，就知道还有人在牵挂她。”

终于，电话打通了。“我好痛……”通过电话，她知道女孩已经割腕。“你怎么了？”听着女孩的呻吟，小林一阵阵心痛。“你先坐起来好不好，我们不要躺着。”“先给自己止血好吗？”“妹妹，我可以叫你妹妹吗？”小林试图引导她说出自己的经历和痛苦。

“一个人在痛苦中是不会死的，只有麻木了，才会离开。”当女孩开始恢复意识，谈起自己的事情时，小林悬着的心才放下。女孩答应给自己止血，趁此机会小林报了警，警方根据电话号码查到女孩家的方位……

大部分人打电话过来，都不是完全绝望，而是想有人给他一个活着的理由。这个理由，有时可能就是一种 “生命连接”。“一个人为什么会自杀？不是因为承受多大的痛苦，而是因为失去连接。”有时候，来电者会觉得奇怪，一个陌生人为什么要在乎自己？“每个人的生命都不是一座孤岛，只不过是暂时失去连接而已。电话打通了，我们的生命就连接在一起了。”

“你看，在这个世界上，至少还有一个人在乎你。如果你离开了，我明天也不知道怎么活下去，所以请你帮帮我，不要离开……”在这些让人窒息的深夜，来自电话里的声声呼唤，让无数支离破碎的灵魂熬过黑夜，等来黎明。

这是一个治愈和被治愈的过程

走出接线室的时候，已是第二天早上。漫长的黑夜过去，接线室门外的天台洒满晨光。关上门，深吸一口新鲜空气，小林照常到单位上班去了。

进入接线室，就是接线员的角色，走出这扇门，就回到自己的角色，这是每个接线员在培训时最重要的一课。

希望热线有一条规定，接线室里发生的事情只发生在接线室里，不允许自己联系当事人，志愿者的姓名对外绝对保密。然而人非草木，每天接听这么极端和负面的信息，接线员难免会受到负面影响。“有时挂了电话还会一直惦记着线上的案子，离开接线室后还忍不住打电话给后面值班的接线员，询问个案最新状况。”如果无法做到释怀，会影响正常生活。

为了给接线员构筑心理防线，每位接线员有对应的督导人员，凡接到重度案例后必须接受督导；每周值班之余，与同辈交谈和述说也是疏导压力的一种方式。“当接线员需要有强大的内心，我们都应该明白，当事人有自己独立的生命，就算没有救回来，我们也应该尊重他的选择。”

世界卫生组织发表的首份全球预防自杀报告显示，全球每年有超过80万人死于自杀，相当于不到一分钟就有一人轻生。

一篇来自国际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的论文显示，在中国所有死亡人群中，自杀已成为第五大死因，每年世界自杀总人口中，中国占三分之一。来自“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的数据则是每两分钟就有1人自杀、8人自杀未遂。其中，93%有自杀行为的人没有看过心理医生；每年280万自杀未遂者中，进行过心理评估的不足1%。

“很多人打来电话，都说‘没有人在乎我的死活’，他们需要被理解，需要被倾听，而热线的作用就是告诉他们，我们在乎，我们想把你留在这个世界上。”

一些曾拨打过希望热线的求助者在网上的留言：“第一次打热线之前，我一直觉得自己是没有病的。我去看过医生，吃过药，但药的副作用很大，让人难受，于是就停吃了。我并不想死，但每次病发的时候，我就好像在一个盒子里，怎么都逃脱不出来……”“我平常不会打那个电话，只会在‘死前’打，就像打给一个约定好了的朋友。你明白吗？作为朋友，他尽力在帮我，我想把自己死之前的心情告诉对方。人，其实是十分矛盾的。又想死，又希望有人可以拦住你。”“我记得那个‘闷骚小哥’跟我说，‘我知道你已经很累了，但你还是很努力撑着，真的很不容易呢。’每次听到，我都会很感动。虽然同样的话他可能对不同人都说过，但在那个时候，这就是我想要听见的。我觉得他是懂我的。”……

这是一个建立连接的过程，也是一个治愈和被治愈的过程。在电话线两头，彼此都获得了重生。

一些接线员说：“自己接热线后内心变得越来越柔软，见惯大悲后，个人的小烦恼就不算什么了。”对于当了六年接线员的孟心语来说，她最大的改变是从畏惧死亡到变得从容。“我们永远也不可能知道明天是怎样的，但我们能选择的是活在当下。”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名均为化名）（记者 黄尖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