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海外版记者 王俊岭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8年第20期）

在不久前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了中国扩大开放的全新举措。外贸、税收、证券、银行、保险、检验检疫等方面的具体措施也相继出炉。

紧锣密鼓，快马加鞭。各省区市迅速跟进，推出本地扩大开放的措施。地方开放措施往往更具体、操作性更强，引起投资者广泛关注。分析人士指出，中国各地竞相从对外开放中谋求自身发展，这种鲜明的态势正为中国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着坚实基础。

聚焦外贸，重磅措施密集出炉

对于开放型经济体而言，联系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统筹海内海外各种要素，让商品与服务在更大范围内流动，是实现经济效率提升的重要逻辑。这一过程中，对外贸易无疑具有基础性地位。

商务部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27.80万亿元人民币，比2016年增长14.2%（下同）。其中，出口15.33万亿元，增长10.8%；进口12.47万亿元，增长18.7%；贸易顺差2.86万亿元，收窄14.5%。中国货物贸易扭转了连续两年负增长的局面，增速创6年来新高。

如今，各地进一步扩大开放也多从贸易入手。

5月9日，浙江宣布推出10项对外开放新举措，其中前两项就直接与推动自由贸易相关。譬如：建设有影响力的国际油品交易中心，争取设立中国（义乌）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鼓励阿里巴巴以市场化方式推进世界电子贸易平台全球化布局和杭州实验区建设；高质量办好全球金融科技创新博览大会，进一步打响世界互联网大会品牌，办好联合国世界地理信息大会等。

新疆这样的沿边地区在积极扩大开放中步伐丝毫不慢。近年来，国务院出台多个支持新疆对外贸易的政策，涉及稳增长、调结构等多个方面。新疆结合自身外贸情况，采取了鼓励境外投资、降低运输成本等措施，激发外贸行业内生动力，在开放中积聚强大的经济动力。

不沿海、不沿边，内陆开放并不甘于做配角，纷纷出台重磅举措。湖南省政府在不久前发布的《促进开放型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中提出，对具备条件的市州开行国际全货机航线，采取“定期补助、逐年退坡”的原则进行支持，逐年按不超过行业平均运营成本的50%、40%、30%予以补贴。同时，湖南还对岳阳至上海外高桥港、香港等水路货运航线，按照行业平均运营成本给予一定比例补贴。

“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举措把促进外贸作为基础性工作。虽然，近些年来外贸在拉动经济当中占比下降，但在整体经济结构中更为均衡。”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首席经济学家万喆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万喆指出，外贸是反映一个地方经济结构的窗口。目前，中国各类产业正在从低附加值逐步走向高附加值、从劳动密集型逐步走向技术密集型。如果检视各地最新推出或正在落实的开放举措，各地在开放中推动贸易增长，同样秉承着促进经济转型升级这一要旨来进行。

优化环境，引外资落地生根

允许外资控股合资证券公司、完成外商投资负面清单修订工作、放开外资保险经纪公司经营范围、明确今年取消船舶和飞机制造等领域外资股比限制……博鳌论坛以来，中国有关部委拿出了一连串实实在在的举措，以打通制约开放升级的关卡。

对地方而言，各地吸引外资落户生根的力度显然更大。

在广东，自贸试验区南沙片区推出优化营商环境十项举措，打通各部门间的数据壁垒，实现互联互通、数据共享。企业凭一个营业执照和一个社会信用代码就可以跨区域、跨部门办理各类业务，大大缩减了营商成本。

在辽宁，大连市5月份出台最新办法加大对外商投资重点产业和领域的吸引力度。当地政府在降低营商成本、保障项目用地、拓展融资渠道、加快人才引进、打造公平竞争环境、推动投资便利化、加强投资促进等12个方面提出45条政策措施。今后，外商在大连投资合作最高可获得2000万元的奖励。

在福建，厦门市密切跟踪国家扩大市场准入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引导外资投向平板显示、计算机与通信设备等重点发展产业群，同时当地政府支持境外投资者以并购方式在厦门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在上海，政府在2016年和2017年两轮措施合计减负超过1530亿元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出9方面18项政策举措为企业减负，优化营商环境，努力以政府收入的“减”，换取企业效益的“加”，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乘”。

宏观政策着眼全局，细节之处决定成败。在扩大开放的过程中，北京海关大力推广使用汇总征税，由原来的“逐票审核、先税后放”变为 “先放后税，汇总缴税”，即在货物到港操作预录入报关单时选择“汇总征税”模式，海关系统自动进行保函额度扣减等操作，便可完成货物放行环节，通关时间大幅缩短，最快可以实现当日申报当日放行。2018年第一季度，北京海关累计受理汇总征税报关单3.46万票，同比增长5.8倍，税款占一季度税收入库的比重达17.34%。

壳牌（中国）有限公司是荷兰皇家壳牌集团在中国设立的全资子公司。面对更加便利化的海关服务，该公司负责人表示，作为在世界范围内开展业务的知名跨国公司，企业对不同国家的通关制度有深刻的体验。“中国海关的预裁定制度可以在通关前由专业的审核机构就相关事项进行专业认定，为企业通关的可预测性、可确定性提供法律保障，有利于提升企业商业决策的前瞻性和业务运营的有效性。”该负责人说。

“从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各地方的实践来看，外商投资在经济发展、公司治理、管理技术等诸多方面都对地方经济产生着积极影响。这种积极效应还将持续。正是出于这方面考虑，各地方纷纷努力优化自身营商环境，积极吸引优质外资落户。”万喆说。

高质量开放，带动高质量发展

从钱江弹簧的物联网管理系统到娃哈哈国家级智能工厂示范项目，从史陶比尔的智能机械手到松下智能马桶盖，从立昂微电子国内领先的6英寸半导体芯片生产线，到和利时打造智慧工厂的系统服务商……杭州市经济开发区已成为地方向高质量开放迈进的一个缩影。

各省份新一轮开放举措中，“质量”成为关键词。

“外商投资一直是推动我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内生性力量。今年，厦门境外出访团组将赴欧美日韩等国家和地区，针对厦门市重点发展的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结合城市重点在谈外资项目、重点推介园区载体等开展外资招商工作，促进在谈项目推进，鼓励已有项目增资扩产，与潜在目标对象建立联系，储备新的重点项目，助力外资招商引资持续发展。”厦门市商务局副局长戴乐生的话，反映了地方对高质量开放的渴望。

实际上，中国在博鳌论坛结束后宣布给予海南的开放措施，同样是聚焦“高质量开放带动高质量发展”的典型。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以现代服务业为例分析指出，中央给予海南的政策也是“量”和“质”的双重要求。未来海南应着力提升服务业质量：在会展服务业方面，打造成中国与世界经济合作、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在健康服务业方面，可以通过扩大医疗卫生和健康服务领域外资准入，把海南建设成为“健康岛”；在金融服务业方面，可以通过吸引国内外金融机构进入，打造辐射东盟的“财富岛”。

专家指出，促进外资增长是手段，提升利用外资质量才是根本。没有一定的规模，外资的作用和意义将受到局限；而再多的外资，如果不能有效利用，其作用也无从发挥。

万里常安海外风险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吴琦认为，当前我国各地吸引、利用外资工作已经度过了规模扩张为主的阶段，下一阶段必须在质量提升上实现新的突破。因此，我国在促进外资增长的同时，要着力提升利用外资质量，实现外资利用的质量型增长和内涵式发展。各地政府在营造公平营商环境、保障外商投资权益的同时，也要从法律、货币、产业等方面综合施策。

“过去引进外资，可能更多时候是项目资金到位就行了。现在要精细化管理，看看是否适合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是否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帮助。今后对外开放，不仅是要吸引更多的企业资金人才技术，更要为经济转型进一步打基础、做准备。”万喆说，地方政府应该进一步加强规划、明确自己在对外开放、招商引资方面的需求和规划，最终使相关产业能够实现较为充分的发展。各地在这一过程中的开放竞争，既不是一味地关注开放的数量，也不是一味地追求所谓的“高精尖”，而是要与本地发展实际需要相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