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遭遇假记者敲诈勒索的现象近年来逐渐减少，但“真记者假监督”现象仍然不少，而且套路更深，手法更精。面对这样狐假虎威的记者，基层为何敢怒不敢言?怎样才能给基层一个健康良性的舆论监督环境?

消息很灵通，敲诈有套路

“我一个记者到环保局来办事，你们就这态度!如果普通老百姓来了会怎么样!”回忆起去年一次接待某记者的经历，王进(化名)哭笑不得。“他威胁说要到市纪委去举报，不搞掉一官半职不罢休。”

2017年5月，该记者到徐州市铜山区采访当地一企业“环境污染问题”，他先去企业拍照，再找到王进所在的宣传部门，要求到当地环保局查阅企业信息。“结果发现这家企业没啥毛病，采访搞不下去了，他就故意找茬，跟环保局工作人员起了冲突”。

“假监督”一般是组团到基层，常常只有一人有记者证。“如果来了以后能协调，他们就不写稿。协调不了，他们就把稿件写好发给我们看，如果我们不理睬的话就发出去。不过，只要打点到位，他们也就不发了。”苏北一宣传干部张芳(化名)说。

“假监督”团伙消息灵通是出了名的。“刚和一拨沟通协调完，就又来了一拨。他们之间会共享信息。”淮安市委宣传部工作人员王昕(化名)说。不仅如此，他们还很有“新闻敏感”。用张芳的话说，“国家政策关注什么，他们就关注什么”。

“他们动机非常明确，就是来找你毛病的。”王昕说，“假监督”团伙在反映问题时往往都不惜长篇大论，“小题大做、生造悬念，打所谓的‘深度’牌，就是想让你怕”。

“还有的人根本不来，直接在网上拼凑一些东西发过来。”王进说，这样，他们就可以“一稿多吃”，几乎同样的内容可以向五六个不同的省份“开炮”。

花钱消灾怕惹事，取证投诉也很难

半月谈记者调研了解到，“假监督”团伙敲诈基层现象之所以屡禁不绝，是因为他们抓住了地方怕事情闹大而不惜“破财消灾”的心理。

多名接受采访的宣传干部表示，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地方施政小污点很容易被放大为千夫所指的舆论热点。“假监督”团伙所在报刊可能影响力不大，但他们会用微博微信等自媒体做杠杆，再被门户网站转载几回，不就搞成热点了吗?

徐州一基层宣传干部告诉半月谈记者，为保全当地政府形象和营商环境，花钱买平安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应对办法。“上了热点，基层一线就要准备好接受问责了，而且领导要求很明确，从重从严从快处理。”

此外，地方基层换届的时候，“假监督”团伙来的次数明显增多。“都知道新领导怕的就是重大负面舆情，搞不好一年的工作会被一票否决。”连云港一名宣传干部说。

取证投诉难也让一些地方宣传干部应对此类敲诈时束手无策。王进表示，“假监督”团伙行动几乎“滴水不漏”，为了搜集证据，他专门买了录音笔和执法记录仪。“但他们一般不跟你讨价还价，收钱的时候，有记者证的那个人不出面，而是让随同的其他人来收”。

最近，这些“假监督”团伙骚扰基层又有了新幌子，往往打着“谈合作”的旗号。“以前三千五千就能打发走，现在要我们买版面、投广告，少的要三五万，多的要十万。”王进说，其实他们报刊的版面早已由个人承包，往往是一个记者带着几个助手在外“经营”。

鼓励真正的监督，遏制虚假的舆情

“说实话，我们处理这些事情其实风险挺大的，经费支出管理越来越严，很多单位没法去协调这个钱。”张芳告诉记者，平时要花很多精力来处理“假监督”团伙的骚扰敲诈，可以说心力交瘁，“各地的宣传部门交流起这些事情来，都是一把辛酸泪”。

“正常的舆论监督能非常有效提高基层党政工作效率。一些多年没解决的问题，经媒体反映后，有时很快就有了转机。”王进说，欢迎媒体对地方基层的舆论监督，但监督应该着眼于社会公众利益而非一己私利，应该以建设性为底色，而非无事生非。

自媒体发布信息门槛低，让“假监督”团伙不愁没有“负面舆情”的出口。“有些人说，报纸上发不了，但是他有网站可以发，如果网站不能发的话，自媒体可以发，比如注册今日头条号、百家号或者一点资讯，这个是最要命的。”王进说。

“打击新闻敲诈不能像打击黄牛一样，势头猖獗起来才整治一下。要把这个刹车一直踩下去，尽量不给它留空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张涛甫认为，要标本兼治，明确执法依据，建立长效机制，还基层一个风清气正的舆论监督环境。（半月谈记者 郑生竹 陆华东 邱冰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