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城市是人类文明的结晶。从最初的聚居地交易场到如今的现代化大都市，“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主题从未改变。当前，中国城市的发展模式已经从以往摊大饼式的粗放型发展，转为注重内涵的集约型发展，城市综合竞争力的评价指标从简单的GDP、人口、城市规模等转变为多层次、多维度的绿色发展指标体系。

一二三线城市的划分在最近10多年来一直在不断变化，“准一线城市”“新一线城市”“二线强”“二线弱”等概念层出不穷。一些区位优势明显、创新能力强、人才资金流动活跃、绿色宜居的二线大城市崭露头角，直追中国城市第一方阵。

准一线城市争“上位”不那么容易

在中国城市发展竞争力的研究领域，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连续10多年发布《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评价体系也从单一的经济竞争力扩展为宜居竞争力和可持续竞争力。为了让读者更清晰地了解城市发展的关键要素，以及当下武汉、苏州、天津、南京、杭州、成都等“准一线城市”应如何谋求上位，本刊编辑部对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进行了深度访谈。

二线城市出现分野

半月谈：社会上经常出现“一二三四线城市”的提法，这个“线”有没有比较明确的共识?

倪鹏飞：过去主要是通过行政级别、城市人口和GDP规模划分的。大概在世纪之交时，一些房地产等企业选择城市投资时，提出了市场化的分级问题。我曾遍查相关文献，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个“一二三四线”分级问题并没有最早的文献来源和令人信服的标准，所以，可谓是标准的现代版“传说”。目前，大家大致认同二线城市是计划单列市和副省级城市，以及个别经济发达的东部城市;三线城市是除计划单列市和副省级城市外的省会城市，若干经济发达的东部城市。

半月谈：北上广深这4个一线城市已经达成共识，而所谓的“准一线”或“新一线”概念的兴起，似乎说明二线城市并非一条水平线，区域性的大城市之间竞争日趋激烈。对这两个概念，您有什么看法?

倪鹏飞：社会上出现的这两个概念，考虑了商业资源集聚度、城市枢纽性、城市人群活跃度、生活方式多样性和未来可塑性等5大指标。概念的推出具有一定背景，也反映了中国城市格局的变化，但不完全准确。

当前，中国城市发展格局，正从单向极化即高端资源向少数高端城市聚集，转变为极化扩散，即少数高端资源向高端城市聚集，同时部分资源向次高端城市扩散。这就导致二线城市的分化。

某些“准一线”在发展水平和单项功能上，与一线的差距日渐缩小，但在综合功能上还是有明显的差距。这是新时代的特征，也是基本现代化在城市发展格局上的反映。当我们实现现代化强国的时候，就能像发达国家一样，城市体系从层级关系变成网络关系，即多数城市间的发展水平基本相同，每个城市都有自己顶尖的“灵蛇之珠”专项功能，城市间功能互补性增强。

准一线方阵正在形成

半月谈：今年6月份，中国社科院发布了《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2017》，2016年综合经济竞争力指数排名前10位的城市分别是深圳、香港、上海、台北、广州、天津、北京、澳门、苏州和武汉。除去港澳台，内地城市除了北上广深外，天津、苏州、武汉也位列前10，这是否说明这3座城市进入到一线城市方阵?

倪鹏飞：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超过50%，城市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些区域中心城市正向国家中心城市迈进。在此背景下，我认为判断准一线城市主要根据一个城市的经济中心度、金融中心度、科教中心度、交通中心度、信息中心度等综合标准。

天津、苏州、武汉三个城市位列前10，充分说明在综合经济实力方面，已经具备了一线城市的水平。但另一方面，也应看到，与北上广深相比，津苏汉都有或多或少的现实差距，因此还称不上是完全的一线城市。

除津苏汉外，还有一些城市可归为准一线城市。东部地区，长三角作为中国最发达也最有活力的经济区，其核心城市如杭州、南京、宁波等已经具备准一线城市的条件。京津冀地区则主要是天津有跻身准一线的资格。厦门、青岛、大连等城市作为各自区域城市群的中心城市也具备了准一线的条件。在中部，长沙、郑州也具备准一线的资格。西部则主要是成都、西安、重庆。

半月谈：从总体上看，一座城市发展的关键要素，离不开人、财、产业。那么，从这些关键要素的流向上看，您认为目前哪些准一线城市最有“上位”的潜力?

倪鹏飞：我认为依序是杭州、苏州、武汉、成都、重庆、天津、郑州、合肥、长沙、西安、大连等。这是从关键要素的流向上看，“上位”潜力相对较好的城市。

我重点说一下武汉。过去一年，武汉的对外交往中心和交通枢纽中心地位、区域创新型城市建设都取得了较大的进步。2016年GDP和常住人口分别位列全国第9位和第8位。在中部六省的所有城市中，武汉的综合经济竞争力、综合增量竞争力和综合效率竞争力3项均排第一位。

之所以说武汉的潜力很大，首先在“人”的方面。近年来东部沿海地区高房价、城市拥挤等因素形成了离心力，中部地区和城市相对经济地位提升、就业居住吸引力增加，人口持续向一线城市集聚的趋势有所减弱。在此背景下，2016年武汉共增加常住人口15.85万人，并且积极落实《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20条》，打造“大学生最友好城市”，吸引高端人才。

第二在产业方面，中国(湖北)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获批、国务院支持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政策红利，进一步巩固了武汉作为全国重要创新城市的地位。

第三在交通方面，作为全国高铁中心、全国性铁路路网中心和长江中游航运中心城市，武汉的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地位日益突出。

治理大城市病是重中之重

半月谈：近些年，一线城市被“大城市病”困扰，准一线城市也正在或即将面临大城市病，比如产业发展不够均衡、公共资源分配不均、环境污染、可持续发展潜力不足等。您认为，准一线城市应该如何增强发展后劲、补足短板?

倪鹏飞：克服“大城市病”是现代化城市增强发展后劲、补足短板的重中之重。国际上，城市病问题主要发生在首都地区和特大城市，而我国的城市病问题已经蔓延到许多二线城市，体现在城市人口膨胀、交通拥堵、房价高企、空气污染、社会安全弱化、就业困难等多个方面。

规划和构建中国城市体系，除了重点发展城市群外，还应放开对大城市的限制、因地制宜发展小城镇。要构建多尺度、多中心的城市体系。第二，要强化大城市的规划与管理。用规划的前瞻性和科学性引领大城市健康、可持续发展。同时，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供给结构，弱化拥挤效应对大城市规模经济的抵消。第三，对于一些人口拥挤的准一线城市，应疏散中心区的公共服务，推动公共服务的空间均衡配置，转变城市发展的空间战略，将离心疏散确立为未来主要的空间发展方向。

城市，创造价值

半月谈：目前，评价一个城市发展状况的指标有很多，中国社科院为什么要构建综合经济竞争力、宜居竞争力和可持续竞争力三大指标体系?

倪鹏飞：总体上说，城市竞争力就是城市创造价值的能力，以及为居民提供福利的能力。这个“价值”有两层涵义，一是当前创造价值的能力，一是未来持续创造价值的能力。

我们构建的三大指标体系中，综合经济竞争力是指当前现实的竞争力，从产出的视角，评价城市的经济规模、经济增长和综合经济效率。采用GDP连续5年平均增量和地均GDP来合成衡量。GDP的增量综合反映了城市收益扩展的速度及规模变动，克服了增长率在不同规模城市之间可比性较差的缺陷。地均GDP，严格讲是地均绿色GDP，则综合反映了单位空间上的经济收益，以及对土地这一重要资源的利用效率，也就反映了城市创造和聚集财富的效率。

宜居竞争力主要从投入的视角考察。人的劳动和创造是一切价值的源泉，宜居竞争力决定了城市对于人才，特别是高端人才的吸引力，从而影响城市的产业体系竞争力。根据影响人类发展的因素框架，宜居竞争力由教育环境、医疗环境、安全环境、生态环境、居住环境、基础设施、经济环境这7个方面构成。

可持续竞争力是指未来和潜在的竞争力。根据我们多年的研究，可持续竞争力包括经济、社会、生态、文化、城乡一体和对外开放6大方面。

“择良城终老”，何谓良城?

半月谈：人们常说“遇一人白首、择一城终老”，一座城市的好与不好，每个人都可能有其主观判断。在通往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现代化的城市文明可谓是题中应有之义。一座准一线大城市，应该是和谐宜居、富有活力、特色鲜明的现代化城市。如何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城市发展道路?

倪鹏飞：择良城终老，“良城”可以体现在8个方面：一是以人为本的宜居城市。以人为本是城市发展价值的出发点和落脚地。一些“空城”“鬼城”就是扭曲了这一根本价值的反面典型。在理想的宜居城市里，市民身体健康、精神愉悦、生活幸福、文明和谐;自然环境、基础设施、政府服务、私人服务的均衡化能确保大多数居民便捷、舒适的享用。二是创业至上的宜商城市。表现为企业的良好发展、广阔的市场需求以及优越的创业营商环境。三是创新驱动的知识城市。只有创新才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主要表现在知识经济发达，知识产业成为城市的主导产业。四是公平包容的和谐城市。以公平的社会制度和包容的社会精神为保障，顺畅有序运转的城市，各种社会矛盾冲突都能通过合理的机制加以解决，所有人的利益都得到了尊重和体现。五是环境友好的生态城市。人们的生产和生活过程被作为自然循环过程之一，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形成，生态环境建设成为城市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人工环境与自然环境有机融为一体。六是多元一本的文化城市。文化是城市魅力的标志。在自由开放的社会文化吸引下，世界各地的人们来此工作、生活，为城市文化注入新的元素，城市文化画卷绚烂多彩。七是城乡一体的全域城市。中心城区与小城镇、乡村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在各方面共同发展，城乡居民在田园般优美的环境中享受着现代城市的优质公共服务和便利基础设施，城乡完美融合。八是开放便捷的信息城市。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让城市更加“智慧”，也能汇集公众智慧，推动城市管理和服务的不断创新。

准一线城市要加紧拓展三大空间

冯奎

所谓“准一线城市”，并不是一个科学或者说有明确内涵限定的概念。它是一个通俗的说法，更多地见诸媒体与社会评论之中，泛指近年来风头正劲的杭州、天津、南京、武汉、苏州、成都等城市。它们的特征是GDP过万亿甚至接近2万亿元，人口将近千万甚至超过千万，并且城市的行政级别较高。

准一线城市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然而，上位并非易事，意味着相互之间必然要争夺城市发展空间。这里面有两大限制因素。

一个是一线城市的下压。天津要上位，受限于北京;南京、杭州是长三角副中心城市，苏州紧邻上海，它们的上位受制于上海;武汉、成都分别是长江中上游的中心城市，它们除了受到一线城市的下压，也要受“左邻右舍”合肥、长沙、南昌、重庆等城市的激烈竞争。往深了说，准一线、一线城市争夺的东西就是国家的空间资源、战略资源。所有期望上位的准一线城市，都是试图对国家经济地理进行重塑，都要面临一线城市以及其他准一线、二线城市有形或无形的反制。

第二个是城市增长边界的限制。传统意义上的一线城市，之所以成为一线，有多种原因，但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从经济与人口的总量规模上它们是第一阵营。北上广深四大城市经济总量都在2万亿至3万亿元之间，人口规模在1000万至2000万之间，分别在国家的政治、经济、开放、创新等领域占据极其显赫的地位。成就这些城市的，除了与国家对它们的定位有关，重要的是它们都在规模扩张年代、速度为王的时代，抢到了先机。

现在，国际国内宏观形势发生了变化。北上广深分别提出建设用地的减量增长，而GDP的增长既要重数量更要重质量。这意味着未来这些城市的发展模式将发生变化，不再走平面扩张的模式，而是走创新转型的模式。紧随其后的准一线城市，未来也必将面临城市增长边界的限制，如果依然寄希望于通过规模扩张来超越一线城市，前景就会变得很渺茫。

短时间来看，所谓一线、准一线城市，似乎已经形成了既定的格局。不过把时间线拉长，一二三四线城市的地位并非一成不变。城市地位的变化受到政治、经济、技术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城市演变发展历程表明：城市体系与格局是时代进步在特定空间上的映射。

中国正处于一个新时代，全球化与区域化、国际化与特色化等方面的发展，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中国城市发展的空间将进一步拓展。这是一线城市在全球争夺领先地位的新阶段，也是准一线城市上位的窗口机遇期。对于国内的准一线城市，需要加紧拓展三大空间：

第一，要在城市圈发展中谋求新空间。未来的竞争，不是城市与城市的竞争，而是一群城市与一群城市的竞争。城市圈极大地扩展了大城市的空间范围，扩展了用于支撑未来发展的腹地，有利于解决大城市与周边城市、乡村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有利于解决城市人口多样化生活需求不能充分满足的问题，有利于解决大城市病，有利于提升大城市整体竞争力。杭州、武汉、苏州等准一线城市在拓展城市圈方面完全可以抢得先机。

第二，要在国家区域大战略中谋求新空间。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一带一路”建设是重大国家发展战略，这些大战略是国家在空间战略上的巨大拓展，在协同开放上的重大提升。三大国家发展战略与四大板块战略相结合，构成了未来中国区域经济战略的基本框架。天津、南京、杭州、武汉、成都、苏州都已经是具有区域影响力的大城市，在国家战略中抢先定位、谋求发展的高地，必将为自身带来广阔的外围空间力量，有利于这些城市形成更强的国家战略意识，培育国家战略能力。

第三，要谋划发展以信息与数据为内容的既虚拟又真实的空间。信息与数据，是城市新的核心发展要素。高居城市体系顶端的大城市，有的其物理空间并不是最大的，但在信息流、数据流所构成的“流”的空间上却广大无疆。这是一种空间重构，是准一线城市上位面临的巨大机遇。这方面较好的例子是杭州。一些准一线城市，从地域来看，周边强市林立，按传统的竞争方法，是难以从区域城市走向全国性的一线城市。但如果这些城市能够抢抓新科技带来的机遇，迅速在物理空间上叠加出强大的数字空间，那么就能跃上一步，更加逼近城市体系的高端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