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最近,有媒体在关注农村养老问题时提到,“孝道在我国农村地区面临式微的趋势,孝道的践行遇到了种种挑战”。

止于“仅养”,趋于“不养”,忘于“前养”……借由学者的“调查研究”和媒体表达,当下农村地区的养老现状又一次成为被号脉问诊的对象。目前,很多农村老人主要还得靠子辈养老,如果孝道式微,相当一部分农村老人可能会陷入“老无所养”的困境,被迫孤独凄凉度晚年。

令人欣慰的是,现在已经有不少地方结合本地实际,逐步通过乡风建设、孝道基金、慈孝协议书等方式,重新激活后辈心中的孝道观念。

值得注意的是,在农村“空巢化”、异地分居、隔代同居成为农村普遍的家庭构成时,农村养老不仅是社会问题,也是经济命题。当前,不少农村都面临资金严重匮乏、社会力量参与不足、敬老院条件简陋等现实短板,亟须通过各种方式补齐短板。

第50期议事厅,新华每日电讯邀请新华社记者,通过研析基层现实,探索重振孝道、智慧慈孝的先进经验,为实现农村老人“身心并养”提供一些值得借鉴之法。

　　“量化”的慈孝协议为行孝提供保障

“睦亲慈幼、孝老爱亲”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记者多次赴仙居调研慈孝文化建设,或许这里的探索能为破解农村孝道式微和养老问题提供一个范本。

仙居是浙江的一个欠发达县,但有着深厚的慈孝文化。2012年以来,仙居紧扣当前农村孝道淡化、农民养老困境、道德建设和文化建设的薄弱环节,把传承和发展慈孝文化作为推进乡风文明建设和文化强县建设的主要抓手,作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在全县范围大力推进创建“慈孝仙居”。

政府的倡导怎样得到农民的认同?首要一点,在农村的“街头舆论”中,除了谁家更有钱的比较外,如果说谁家生了个不孝子,肯定在村里抬不起头。仙居巧妙地抓住了“孝道”这个在传统文化中浸淫最深的话题做切口——提倡孝道,无人反对,这就为形成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奠定了基础。

“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的传统文化情结,在国人心中根深蒂固,也凝结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中最重要的道德要求和核心价值。仙居县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

用慈孝协议,为孝道提供保障。孝道的内容越具体,越容易形成标尺。比如,仙居县下各镇黄梁陈村,将子女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写入该村的《慈孝协议书》,对村民行孝进行了“量化”。

村干部说,当时村里正在实施新农村建设,每户村民须在提交申请获批的同时签订《慈孝协议书》后才能建设新房。如果一个儿子不孝,该家庭在村集体福利享受、宅基地审批、党员评议、入党培养及村干部选拔上都会受影响。

以文化人,慈孝理念滋养养老文化。仙居在全县范围内开展“道德模范”“慈孝之星”“慈孝家庭”“十大孝村”等各种慈孝典型评选表彰活动,用身边的人说身边的事,用身边的事教育身边的人,塑造慈孝养老理念。

慈孝行动竟然也是生产力。比如,万竹口村原来班子涣散,通过实施“知孝、行孝、督孝、评孝、奖孝”一系列举措,村干部的精气神儿越来越足,村风民风极大改善,村容村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原先,村民曾戏称说:“我们村里很节约,10年没有用过一包水泥!”如今村两委班子团结了,村里各项事业也就能顺利开展了。村民吃上了自来水,亮上了路灯,建起了文体广场,硬化了水泥路面1万多米,各项工作走在全乡乃至全县前列。看到村里的慈孝工作做得有声有色,不少在外居住多年的老人也回家给慈孝基金捐款,回报故乡。

记者曾到过一些捐款现场,场景令人动容。一些七八十岁的老婆婆、甚至本身就是五保户的,也拿出来50块、100块捐款。一些乡贤、企业家更是争先恐后。往往一场捐款下来,村民们都想不到会捐这么多。在此基础上,目前全县各级慈孝基金总规模已达到5000多万元。

此外,仙居还积极探索一些智慧慈孝模式,用科技手段缓解空巢老人的困境。比如创建“紧急呼叫”系统,使老人简单按下按钮便可在第一时间得到救援和服务；推出“爱心视频”系统,为农村空巢老人、留守儿童与身处异乡的亲人架起了“空中桥梁”,让他们感受到亲人的温暖；建立微信慈善系统,搭建了志愿者和服务对象选择对接的平台,更可以通过微信红包等途径直接捐赠,使志愿服务变得更加便捷、高效和智慧。

仙居县委领导在交流时说,在孝道方面,一定要突出党员干部的示范作用,政府部门要联动。在仙居,慈孝创建列入县里各部门、乡镇工作考核,要求党员干部要率先示范,在践行慈孝争当慈孝典型方面成为主体,比如首届慈孝之星党员干部就占40%以上。仙居这一系列举措的最终目的,是让广大农民在现有条件下更好地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凸显以孝道为重要载体的乡风文明。（王俊禄）

　　张榜“晾晒”孝心基金促进孝文化回归

在礼崩乐坏、纲常颠倒的古代社会转型期,孔子和他的门徒们提出重建“礼仪之邦”的重要性,这些“仁爱”学说而后延续千年成为传统文化和家庭伦理的核心。其中,孝是做人的基本。

当今社会处在一个新的转型期,当外出打工、异地分居、隔代同居成为农村普遍的家庭构成时,子女能否孝敬老人、如何孝敬老人,成了一道难解命题。

山东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传统的孝悌伦理仍然为这里的百姓和官员所看重,甚至成为农村幸福指数的一种衡量标准。许多基层官员、村干部坦言,政府除了做好物质上的养老兜底“硬件工作”(如建设养老院、发放养老补助)之外,如何在“软件”层面上重振农村孝道,也是他们正致力于解决的问题。

在沂蒙山区的一些村委会大院里,记者看到带有“孝心家庭养老基金”字样的公示榜。其中的内容均是村里70岁以上的老人及其子女的姓名,在子女姓名后一栏标注着每人60元到150元不等的孝心基金认缴明细。这是当地为防止村中老人因无法从子女手中获得每月基本生活费而采取的新举措。

沂南县青驼镇河西村党支部书记王京海说,以老人每月最低获得100元的标准,老人的子女按季度到村镇上交孝心基金；同时,子女每缴纳100元政府补贴20元,一并存入基金账户。“每个月都会亲自将子女的孝心费送到每户老人手中”。

一些人觉得这种制度纯属多余,但也有专家提出不同见解。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孔祥智认为,“孝心基金制度并不多余。在部分农村地区,一些子女疏于赡养失去劳动能力的高龄父母,老人长期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种情况并不少见。”青驼镇镇长李桂杰说出这种“土办法”的原理:村民舆论和脸面是很重要的事情,这也是孝心基金张榜“晾晒”可以发挥作用的原因。

在孔子故乡山东曲阜市,近年来,政府从儒家思想中撷取“爱、诚、孝、仁”4个字作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建设的支点和承接点。村庄来了儒学讲师,举办国学讲座,普及儒学知识,提高村民素质,为和谐的村风民风点燃星星之火；推动互助养老新模式,村干部和志愿者定期与孤寡老人谈心、进行生活服务,老人们集中居住彼此照应,在精神和心理上慢慢有了关怀和慰藉,让老人们“离家不离村、出门有熟人”。

“当前,传统文化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保护难题,特别是在一些农村地区,传统的乡风民俗淡化,淳朴的民风变成了追名逐利、尔虞我诈,村民之间互相帮助关爱少了,孝老爱亲的风气被弱化,不尊老爱幼等现象时有发生。”曲阜市扶贫办一位工作人员说。

无论是政府设置孝心基金还是通过儒家文化让传统村风民风回暖,都是政府施加必要道德压力以促进孝文化回归的主动作为。有专家认为,孝已被人们公认为一个人的基本道德义务,在道德义务的范围内,必要的外在压力是任何一个社会进行道德规训的必要手段。

在孝道问题上,孔子把父母作为孝的对象,“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并要求“弟子入则孝,出则弟”,把对父母的孝作为自己修身进德的基础。相对于孔子,孟子则更强调孝的自觉性,他说,“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甚至提出更高的要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这与孔子心中的“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大同世界一脉相承。

每位社会成员应该自问在物质生活日渐充实的同时,自己在“老吾老”这件事上做得如何；每个人都应该反思自己是否将传统孝道的美好道德准则降格了；每一个相关的政府部门也应自问是否通过体制机制督促和保障每个子女、每个家庭都能做到“老吾老”。（王阳）

　　农村敬老孝老,关乎道德也关乎经济

在国内一些地区,农村养老问题不容乐观。近日,媒体的公开报道显示,“由于人们思维观念的变化和外部监督力量的消失或不力,导致孝道在我国农村地区面临式微的趋势,孝道的践行遇到了种种挑战”。研究者进一步梳理认为,一些农村地区孝道式微,不但表现为子辈对父辈止于“仅养”、趋于“不养”、忘于“前养”,而且表现为父辈对子辈的“重养”,对孙辈的“反养”。

农村养老难题,在部分农村地区确实存在,但细究其原因,不应简单归咎于“孝道传承”失守。

《中国养老产业发展白皮书》中披露的一组数据显示,2016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达到2.3亿,在总人口数中占比超过16%。目前,我国80岁以上的老年人达2400多万,失能、半失能老人近4000万人；预计到2050年以后,我国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将会保持在1亿人这个规模上。而老年人口数量将超过4亿人——平均每3个人中就有1个老年人。

老龄化进程加快,高龄老年人以及失能、半失能老年人数量的持续快速增长,对家庭和社会意味着更严峻的养老问题。在整体发展相对落后、经济来源相对单一、抗风险能力相对较差的农村地区,在养老方面面临着客观、现实的巨大压力。

“百德孝为本,百善孝为先。”尊老敬老,历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孝敬父母,乃是为人子女的义务本分。对于具备“尽孝”能力而不愿赡养父母的子女而言,破解“养老难”问题,确实需要从思想观念层面“纠偏”“对症下药”,培养行孝、尽孝的内在驱动力；而对于行孝“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子女,不应苛责其缺少“孝道传承”,而应正视这一现象背后的社会、经济原因。

当前,不少农村地区都面临着严峻的“空心化”问题。为了更多的收入、更多的就业机会,大量青壮年流向城市,成为进城务工群体；而孤守村庄的,多是老人、儿童。在此情况下,子女对父母的赡养难免停留于经济上给予一定支撑,无法给予更多及时、充分的关心与照料。因而,媒体报道中所提及的,“提供一定的经费以保障父母的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需要,也就是达到‘仅养’的程度”,以及留守家园的父辈承担起“反养”孙辈的重任,这种现象确实广泛存在。

不过,此种状况下的“仅养”与“反养”,在主观层面更多地并非由于子女孝道缺失、不愿意承担赡养的责任,而是为了家庭能有更多的收入来源、更好的生活条件等现实动因。农村“面朝黄土背朝天”式的耕作,很多时候能“糊口”却不足以更好地“养家”,劳动力走出农村有着客观需求。

在记者的调研中发现,“不养”更多与农村地区的发展实际以及抗风险能力相关。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成为农村养老面临的现实挑战。一旦老人出现重大疾病,对很多农村家庭而言,都是难以承受的重负。虽然近年来,随着农村医疗保险改革的推进,医疗费用的负担有所减轻,但对于偏远、贫困地区而言,依然可堪忧虑。

除此之外,对于部分孤寡老人而言,“不养”则体现于主体不明下的“无人来养”。由于福利机构、养老设施、社会保障相对于城市地区的不完善,让“老有所养”真正落到实处,存在一定困难。

说到底,农村养老,关乎乡村治理这一宏观命题；孝老敬老,不只是道德问题,同样涉及经济、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如何让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完善、优化,如何避免“尽孝之心”折戟于坚硬的现实无奈,折戟于“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痛心疾首,应当是有关部门着力的重点。

国风之本在家风,家风之本在孝道。让老人能够老有所养、安度晚年,而不是在孤独、贫苦中度过余生,关乎千百年的传统文化传承,关乎社会道德底线的坚守,同样关乎社会发展进程中百姓“获得感”。（梁建强）

　　养老与尽孝不是一回事

止于“仅养”,趋于“不养”,忘于“前养”……借由学者的调查研究和媒体表达,当下农村地区的养老现状又一次成为被号脉问诊的对象。其中,一个显著病灶就是孝道的式微,即“孝”作为一种特殊文化形式,在历史与现实的双重摧折下,成风化人的道德约束力日渐减弱。由此,有人得出如下结论:改善农村养老现状,必须重振孝道文化。

孝之为道,涉及语义丰富的文化诠释,三言两语很难说清。但稍加探究就可以发现,养老与尽孝并不是一回事,前者要比后者明晰得多,讨论起来也更加容易。

先提出三个问题:养老问题是农村独有的吗?是农村与城市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造成或放大了养老问题?与过去相比,现在农村老人的整体生活水平呈现倒退趋势了吗?

如果这些前提均不成立,那就应当慎言孝道在农村式微,否则孝道之忧就很可能陷入“乡愁浪漫化”的偏颇,流于个体经验的悲情观望。

局部经验的生动细节并不是没有说服力,农村的养老现实图景中也不乏令人失望甚至悲观的案例,但这并不能与孝道式微构成对等的因果关系。

我的老家在闽西龙岩的一个客家村落,我曾见过这样的养老故事:邻居余阿姨生了3个儿子,大儿子常年在西安工作,二儿子留在老家务农,三儿子定居省城福州。为养老的事,兄弟仨没少吵架,妥协的结果是老人每年在3个儿子家中轮流住4个月,老人生病住院等大额费用凭票公摊。70多岁的余阿姨说,这样处理“谁都不得罪”,就是太折腾,自己也说不清儿子们到底孝顺不孝顺,说不清自己晚年幸福不幸福……

余阿姨的困惑,或许能反映出当下农村养老现实的复杂图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城乡二元对立结构的建立,农村养老出现了许多新变化和新挑战,谁来养、怎么养的问题不仅存在一家之内,更考验社会治理能力。

要认识到,一方面,农村的相对落后仍是造成养老“负担化”的民生现实,这一点在贫困地区、贫困家庭尤甚；另一方面,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造成许多农村“空巢化”,传统农村家庭四世同堂的场景不复存在。

基于上述两种普遍存在的现实,养老首先应被当作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其次才谈得上文化层面、情感方面的考量。农村养老问题之所以显得尖锐,固然有老人囿于习俗不愿去敬老院、部分子女缺乏敬老尊老品德等因素,但城乡发展差距和公共服务不均衡,才是更重要的原因。

“百善孝为先”“千经万典,孝悌为先”“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孝道,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兼具历史特殊性和传承合理性。回望历史,传统孝道中并不乏糟粕,正是看到封建专制主义中的“忠孝同构”以及孝道对个体生命和人格尊严的戕害,陈独秀、鲁迅等先贤才痛批各种匪夷所思的“愚孝”。回到现实,“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父母在,不远游”等行为规范已与现代生活格格不入,更不用说“棍棒底下出孝子”等错误的教育方式了。

世易时移,传统孝道中宣扬的敬老、尊老、爱老之心并没有过时,在代际更迭加快的背景下,更应倡导长幼之间的相互包容和尊重。但是,对于“孝”的标准,一味照搬照抄老皇历,显然是行不通的。仅靠凌空蹈虚的说教,孝道的复兴也无从谈起。

养老问题并不是今天才有,现在的养老问题,背后是中国进入转型期和老龄化社会加速来临的复杂时代背景。农村养老面临的种种难题,既不能简单地看成是农村问题,更不宜简单理解为传统美德流失的后果。解决好这个问题,需要国家、社会、个人的共同努力,需要财力投入、制度设计和文化建设的相互作用。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问题,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化,立足当下,面向未来,在养老与尽孝的问题上,与其空发“一代不如一代”的慨叹,不若多些“一代胜于一代”的努力。（涂洪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