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杭州６月２５日电　题：“刷单入刑”第一案一审落槌 网售“小聪明”们还敢任性吗？

新华社“中国网事”记者陈晓波　张璇

日前，杭州市余杭区法院一审宣判一例“刷单入刑”案。据悉，这是全国首例组织刷单炒信被判刑的案件，组织者李某被法院认定为犯非法经营罪。

业内人士认为，“刷单入刑第一案”一审落槌，将对此类违法行为形成震慑；但此案的“标本意义”尚待观察，建议进一步完善立法和司法解释，为司法“亮剑”提供精准依据，多管齐下清剿网络“灰产”。

　一审落槌　组织者被判刑

２０１３年２月，李某创建“零距网商联盟”网站，并利用聊天工具建立平台，吸纳会员参与刷单。会员为淘宝卖家，须缴纳３００元至５００元不等的保证金和４０元至５０元的平台管理维护费及体验费。案发时，平台有会员近１５００名。

记者获悉，李某的刷单平台的流程为：刷单者悬赏任务点，刷手通过聊天工具联系“卖家”接受任务；刷手到“卖家”店铺虚假下单并支付款项，“卖家”发“空包”；刷手虚假收货并给予好评、收取９０％任务点，剩余１０％被平台抽取；“卖家”将刷手支付的款项返还给刷手，刷单完成。

据此案主审法官俞潇介绍，为避开电商平台对虚假交易的监管，该网站还要求刷手浏览相关商品页面一定的时间，与“卖家”通过“旺旺”就商品情况、价格等进行交流，甚至还有专人向会员提供发空包服务，以完善虚假交易的流程，最后再更换支付方式返还钱款、完成刷单，伪造进行实际交易的假象。

“平台还向没有时间做‘任务’的会员出售任务点，实现另一种形式的牟利。”俞潇说，为维持运转，该网站规定会员必须达到在线时长、刷单量等要求，才有可能在退会时收回之前缴纳的保证金。

法院审理查明，２０１３年２月至２０１４年６月，被告人李某共收取平台管理维护费、体验费及任务点销售收入逾３０万元，另收取保证金共计５０余万元。

通信管理部门还查明，该网站不具备获得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的条件。这被法院认定为违反《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

法院一审审理认为李某违反国家规定，以营利为目的，明知是虚假信息仍通过网络有偿提供发布信息等服务，扰乱市场秩序，且情节特别严重。法院当庭宣判，李某因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９０万元。连同此前李某因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判有期徒刑九个月，并处罚金２万元，法院予以并罚，决定对李某执行有期徒刑五年九个月，并处罚金９２万元。

此案的“标本意义”有几何？

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曾表示，“炒信”已呈现职业化、专业化等特点，对电子商务健康发展的危害日渐突出。近年来，有关部门也出台多项举措予以严厉打击，而此前并未出现“刷单入刑”案例。那么，此案的“标本意义”有几何？

俞潇表示，从案件看，李某组建平台的目的为组织、引导甚至推动淘宝卖家进行虚假交易，对商品、服务进行虚假的宣传，其个人可以从中牟利，主观上显具发布虚假信息的故意，且系犯罪意图的提出、引发者，客观上也由平台会员实施完成发布虚假信息，其行为违反了《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第三条规定，扰乱市场秩序，并且达到构成犯罪的数额标准，符合非法经营罪的构罪要件，依法应定性为非法经营罪。

“关于量刑，根据两高有关解释，个人非法经营数额在二十五万元以上的，属于刑法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应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俞潇说。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互联网法律研究中心主任高艳东认为，此案并不意味着一般的刷单行为都入刑。根据两高的司法解释，发布虚假信息行为，可以非法经营罪论处。李某组织他人刷单、发布虚假信息，并借此敛财，这是他被判刑的主要原因。

“过去打击刷单炒信主要靠行政处罚，但罚款上限仅２０万元，一些不法商家有恃无恐。余杭区法院第一次将组织刷单者判刑，对刷单炒信相勾连的违法违法犯罪行为，势必将形成震慑，进一步净化电子商务环境。”北京盈科（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罗浩说。

北京德恒（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黄加宁则认为，发布虚假消息是指发布已存在的虚假消息，而李某组织他人刷单属于制造虚假消息，两种行为并不相同。还有法律界人士指出，判决书生效有１５天时间，期间不排除被告提起上诉的情况，此案后续走向还待观察。

打击刷单要多管齐下

一些电商经营者反映，网店运营成本不断走高，不借助“刷单”“买流量”等“潜规则”将被市场淘汰。此案的判决，落实到个案情况有殊，震慑效果尚待观察。业内人士认为，打击刷单炒信行为是个综合治理问题，要多管齐下。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助理研究员周辉认为，网店经营者要树立正确的“经营观”，“潜规则”或许能带来一时利益，但长远看要靠产品和服务质量。“现在要做的是，进一步提高‘耍小聪明’的违法成本，让商家能够公平竞争。

此案一审落槌，显示违法成本大幅上升。在高艳东看来，互联网经济近年来高速发展，相关违法犯罪行为层出不穷，法律规制在“努力跟跑现实”，需要加强“补课”，从而更好地为司法“亮剑”提供精准依据。

高艳东建议，立法机关、管理部门要紧跟时代步伐，要高度关注影响网络健康发展的行为，加强调查研究，出台有针对性的法律法规、管理举措等。“针对互联网犯罪行为层出不穷的现状，要做到‘老法条、新解释、新生命’。”

“相比实体经营，网购更需要信用支撑。”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金雪军说，打击刷单炒信行为要牢牢以信用处罚为抓手。电子商务法律专家邱保昌则说：“判刑是很严厉的，不可能对所有人都用刑法制裁，建议将有炒信行为的人列入‘黑名单’，在特定方面尤其是经营方面予以制约。”

周辉认为，电商平台要进一步完善治理，不断完善平台规则中的信用评价机制，增加商家违规成本；要充分发挥技术作用，及时发现并有效打击炒信行为，并积极引入中立的第三方机构进行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