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刚回老家时，总觉得迷茫困惑，心里扭着个劲儿。”对于8年前自己返乡求学，23岁的杨江仍感叹是无奈之举。

不同于留守儿童和随迁子女，农民工返乡子女是在2008年后，伴随农民工“返乡潮”出现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在社会漂移和迁徙中，陷入从他乡到故乡、流动与留守、出离与融入的文化冲突，他们在新的环境中迷茫、挣扎、无措，深陷“归来”之困。他们不仅仅是8年前的“杨江们”，在今天，同样关乎更多农民工子女的未来。

　返乡求学却难以适应

杨江的老家位于四川广元旺苍县农村，90年代末，因家庭困窘，无力供养两个孩子和四位老人，杨江的父母与乡邻结伴到沿海务工，最终落脚江苏。当年仅有7岁的杨江被父母带走，姐姐则留在老家由祖父母照顾。整整8年时间，杨江一直在江苏读私立学校，读初二时考虑到作为外地生无法在当地参加高考，杨江重新回到旺苍县读书。

始料未及的是，回乡最初的一两年，对杨江而言十分艰难。

江苏饮食偏甜，四川饭菜喜辣；江苏老师说标准普通话，四川老师的“椒盐”普通话难懂……作为一名四川人，初回乡的不适令杨江不知如何向外人道。尤其是基于南北方经济发展的差异，他感到之前所在的江苏私立学校环境大大优越于家乡县城中学，并曾为此担心自己未来的学业。

“总之很难适应，甚至感到格格不入。”杨江说，江苏从小学阶段就开设了英语课程，而四川的英语教育是从初中才开始的。这让他觉得英语学习被拖慢了许多；江苏和四川的教学大纲有差异，这造成他有些知识点不得不重复学习，而一些错过的新知识点则只能靠自学完成。诸如此类的情况叠加起来让他倍感压力，原本一个性格颇为外向的男孩开始变得少言寡语。

“不想和同学接触，他们也不愿意和我做朋友。”杨江告诉记者，那真是一段苦闷的日子，他不知道如何与身边的人交流，包括亲人。于是他开始泡网吧打游戏排解孤独，好在未影响到中考升学，“大约一年半以后才算真正调整回来，变回了四川人。”现在，杨江是四川当地一所高校的大四学生，他时常想，如果当初没有回老家读书，自己或许会拥有更好的学业。就在他回老家的第三年，江苏开放了异地高考政策，“没办法，生活总有一些无可奈何。”眼神中透出些许落寞。

　　返乡后学校角色缺位明显

作为劳动力输出大省的四川，许多孩子曾经或者正在经历着杨江的故事。

据全国妇联2013年发布的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显示，目前全国流动儿童中县内跨乡流动的比例最高，跨省流动儿童比例位居第二。研究称，这一农民工子女“社会漂移”的新趋势，必然带来农民工返乡子女呈现多类型化的特征。

四川师范大学教育科学院张烨和叶翔两位教授十分关注这一群体，他们调查了四川省237位教师，对数十位返乡子女的就学和生活情境以及7位孩子进行了长达半年的深度追踪研究发现，长期跟随父母在他乡生活的农民工子女在返乡后，很难在短时间内入乡随俗，同时认为他们在教育过程中受到的显性或隐性不公平待遇突出。

在他们所调查的79个班级、3502名学生中，返乡子女人数呈现出在各类农村学校“小聚集、多散落”的样态。其中为数不少的返乡子女只能在相对条件差的民办学校就读，即便进入公办学校，也存在着单独编班或者在座位上实行划块管理的情况。由于农民工返乡子女对学校制度规则及系统差异感受明显而直接。加上学校物质设施的差距、人际交往的障碍和角色身份的调试等都很容易牵出他们的负面情绪。此外，课程设置、实施方式带来的教育理念差异也影响着返乡子女能否快速融入故乡生活。

“在孩子成长的关键时期，如果没有得到良好的情感照顾，就会演变成一种隐性伤害。”叶翔在她实际接触中发现，相当一部分农民工返乡子女很难建立积极的人际交往圈，“大多数返乡子女很小的时候随父母外出，重归故里会面临艰难的调整和适应期，这个时候亟须外界的安抚和扶持，家庭和学校扮演的角色显得尤为重要。”

　亟须精准帮扶助成长

张烨教授从事教育政策分析多年，他认为农民工返乡子女难以入乡随俗，在很大程度上与就学政策执行低效有密切关系。农民工返乡子女就学政策的急促动员和有力政策执行集中在2008至2009年“返乡潮”时期。随着经济形势好转，政策影响力迅速衰退。因此在确保“有学上”后，返乡子女就学质量公平等深层次政策目标并没有在后续政策中得到拓展和深入。

“只要我们把农民工返乡子女照单全收，这政策也就算执行了，至于放什么学校、是否要做到区别对待，有针对性关怀，这些都属于倡导范围了。”这是一位基层教育部门负责人对贯彻执行农民工返乡子女入学政策所持的观点，张烨在调查中发现这是基层教育部门的普遍性做法。毋庸置疑，学校的态度也直接决定了班主任和科任教师的行为方式。对农民工返乡子女就学政策执行动力总体不足的问题，张烨建议从政策对象的精细化、政策边界清晰程度、政策网络成熟度等影响政策效能的诸多因素综合考量，加大异地高考政策执行力度，实质性推进削减户籍制度的深层制约，最大限度消除因升学原因造成的被迫返乡现象。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农民工返乡子女相当一部分是因在城市难以获得平等升学机会而无奈返乡，要化解农民工返乡子女入学所面临的深层次问题，当前亟须从政策设计和教师队伍提升方面进行精准化帮扶。“具体的教育问题，最终还是要落到教师身上。精准帮扶留守儿童、农民工返乡子女，必须精准帮扶乡村教师。”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