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编制后是否还有财政拨款？

　　大家关心的另一个问题是：取消编制后是不是就不再有财政拨款？

　　“当然不是。”胡仙芝给予了否定，“取消事业单位编制，并不改变事业单位的公共服务提供性质。由于高校、公立医院的公益属性，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主体责任不能推卸，只不过是在责任方式和方法方面可以更加多元化、社会化。也就是说，政府提供公共服务不再单纯地通过控编制、管人头、管经费等直接的方法，而是可以通过政府采购合同、PPP等多种方式，对公共服务提供进行保障，并对公共服务的质量和产出进行更有效的监管。”

　　但是，国家对高校、公立医院实施的财政差额拨款政策，如果不按人头来拨了，具体怎样拨款？总得有一个标准可以参考。

　　苏海南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接下来就要研究高校、三甲医院所提供的相应的公益服务值多少钱，国家就应该给拨多少钱，这个额度就跟原来的编制、人头没关系了。“比如原来可能给某高校或某公立医院5000万，经过测算以后不够用，不利于改变上学难、看病贵，可能就拨款7000万。当然，如经研究评估之后，其提供的公益性服务不值5000万，那就应下降，只拨给4000万。”

　　他通过《中国经济周刊》提醒：财政差额拨款一定要解决高校、医院公益性服务因为取消编制所带来的跟公益性服务不匹配问题，财政拨款一定要跟公益性服务的实际绩效考核结果直接挂钩，既不能少拨造成高校、医院缺财政支持去乱创收、乱收费；也不能无限制地拨款，又回到原来的大锅饭，浪费纳税人的钱。

　　“近年度公益性服务搞得好就相应多拨点，其他年度公益性服务干得不好，就相应地减一点，而不是一个固定的财政额度旱涝保收。”苏海南特别强调：对高校、医院的收费应健全法规制度进行规范管理，使其符合市场价值，既不加重学生及其家长和患者的负担，又不致使高校老师、医院医护人员因财政资金加依规创收资金不足以维持单位正常运转并支付符合市场价格的工资而出现大量人才流失。

　　将在部分城市三级甲等公立医院率先进行试点

　　对于当前的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李忠介绍，人社部正配合有关部门做好经营类事业单位改革、部分城市三级甲等公立医院开展编制管理改革等工作。

　　上述表态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将率先在部分城市三级甲等公立医院开展高校、公立医院取消编制的试点。

　　苏海南对此给予肯定：“北上广深这些一线城市肯定得有，毕竟这几个城市高档次的三甲医院的医疗资源是供不应求的，一个大夫一天要看几十甚至上百个来自本地和全国其他地区的病人。”

　　据记者了解，目前，深圳已率先在新建市属医院全面取消编制，按照岗位管理模式采取全员聘用，成为全国首个吃“螃蟹者”。

　　2012年，香港大学深圳医院正式投入运营。从成立之日起，这家医院跟深圳其他公立医院相比，出身已是天壤之别：这家由深圳市政府投资，香港大学团队进行管理的公立医院，不再有“铁饭碗”。所有员工不再具有事业编制身份，医院取消行政级别。

　　编制改革里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待遇，香港大学深圳医院改革后的待遇如何众所关注。深圳市医管中心副主任郑国彪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港大医院的薪酬制度充分体现了医生的劳务价值。医生的年薪起点是40万，最高的顾问医生年薪将近100万，充分体现劳务价值和技术价值。

　　从薪酬来看，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的试点改革无疑是成功，毕竟高校和医院聚集了大量的人才，他们是重要的人力资本，而目前国家制定的工资标准确实偏低。由于国家财政给的钱不够，部分教师或者医生就从其他不合法、不合规的渠道去创收来弥补损失，于是就把这个负担直接转嫁到患者和学生家长身上，所以出现了“上学贵、看病难”。因此取消编制后如何保障他们的待遇，让他们的收入跟所做的贡献真正相匹配，是一个现实问题。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6年第31期)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王红茹 实习生 邢环宇 | 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