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86年中国考古学家在四川广汉发现两个坑、从中发掘出上千件约3000年历史的珍贵文物以来，三星堆遗址一直是个充满神秘感的存在。

造型夸张独特的青铜器和金面具，加上至今未在遗址发现任何文字和模棱两可的传说，让人们疑窦丛生。

作为中国长江上游地区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先秦遗址，三星堆遗址是研究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文明背景的重要物证，有助于揭示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形成过程。

今年，中国启动了三星堆遗址史上最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工作，新发现的6个坑有望进一步揭开这个神秘文明的面纱。

考古学家最关心的未解之谜有哪些？仍在进行的考古发掘工作有望带来哪些线索？为此，记者近日分别采访了三星堆“祭祀坑”发掘学术顾问、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华以及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馆长、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许杰，请他们分享自己最想破解的谜团和对此次发掘的“心愿清单”。

三星堆遗址俯瞰图。新华社发

三星堆人为何挖坑？

“根据坑里出土文物及所发现的遗迹现象和坑里没有发现葬具及尸骨等情况我们将其定名为‘祭祀坑’。”1986年7月31日，当时主持三星堆遗址一、二号“祭祀坑”发掘工作的考古学家陈显丹在发掘日记中这样写道。从此，“祭祀坑”成为三星堆研究里被屡屡提及的一个说法。

然而，三星堆的主人究竟为何挖坑，至今考古学家莫衷一是。

器物掩埋的有序性让人们想到了祭祀。“最底下是小件，中间是青铜容器和面具，最上面是象牙，不像倒垃圾一样的，而是一个有意的行为。”许杰还提到，人们发现三星堆文物在被掩埋以前经过了击打和焚烧，但可以证明焚烧没有在坑里进行。

三星堆遗址祭祀区“祭祀坑”布局位置图。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而新发现的6个器物坑带来的证据似乎指向了别的方向。

“现在看，越来越不像祭祀。祭祀怎么会把神像放进去，还把它打坏？祭祀怎么会埋这么多东西？还有如果是祭祀，怎么会把房子烧了，连建筑垃圾也埋进去了？”孙华告诉新华社记者，由于祭祀是经常性的活动，古人一般不太会埋太多的东西，宰一头羊、一头猪已经是很大的祭祀活动了。但三星堆的坑很不一样，珍贵的黄金器物、象牙、玉器，被一股脑儿埋进去，数量庞大。

“如果三星堆器物坑是祭祀坑的话，三星堆人这一次祭祀就耗费了整个族群和国家所掌握的青铜资源，使他们以后不再能够使用青铜材质的器物从事祭祀活动，而这种可能性是很难令人信服的。”孙华在此前发表的一篇论文里这样写道。

孙华期待，本次发掘工作能够在这一问题上带来关键线索，主要是能够用来确定坑的年代的证据。他表示，如果几个坑属于同一年代，那么它们就是重大事件的产物，比如迁都、动乱；反之则会支持祭祀说，因为祭祀是连续、重复的过程。

3月13日，北大考古队队员在三星堆遗址8号祭祀坑内进行发掘清理工作。北大考古队供图

“现场”是什么样子？

许杰最想解开的谜团是三星堆青铜塑像原来是如何组合、摆放的。

“考古工作就像破案一样。破案什么最重要？恢复现场的原貌最重要。”他表示，如果能恢复青铜器最初的空间关系，不仅能够带来美的享受，而且也能帮助获得有关三星堆人的宗教和其他方面的信息。

两位考古学家都期待此次考古发掘能带来更多有机质的物品，认为这是还原三星堆艺术形象全貌的重要一步。

“我特别关注的就是有机质的东西。”许杰说，三星堆造像中有非常重要的木雕艺术传统，但木头本身容易朽烂。有证据表明，三星堆的人头像，原本应安装在木制的身体上。

这是在位于四川省广汉市的三星堆博物馆拍摄的1986年出土于三星堆2号“祭祀坑”的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3月5日摄）。新华社记者沈伯韩摄

例如，青铜人头像，并不能直接放在平面上，而前后两面的锐角颈部形态正与全身大立人的衣领开口一致，证明它们当初都安装在其他材质的身体上，最有可能就是木质身体。另外，在许杰看来，有着夸张的眼睛外凸形象的“纵目面具”，很可能最初是作为一个构件、安放在高耸的建筑上。

三星堆青铜立人。新华社发

1986年发掘一号坑和二号坑的一大遗憾也许就是未能及时识别和保存有机质的文物遗存。

“好比我们当时发现了金杖，但是杖身还在不在？当时就没有注意。如果当时能够仔细发掘，或许能够发现一点点残迹。”孙华表示，即使是少量的残渣也能提供有价值的信息，比如金杖的木质部分是什么材质。

许杰说，目前正在进行的发掘工作大大丰富了三星堆文明研究的资料，增加了以前没有的种类，比如木器和纺织品。

“考古学家应该重视任何的物质遗存，因为它背后承载了大量信息。考古的目的就是讲述器物背后人的故事，只要能提供任何线索的东西都是有用的。”他说。

1986年发现的1、2号“祭祀坑”。四川省文物局供图

是古蜀国，还是另外一种文明？

三星堆遗址让人们看到了一个消失千年的文明，也改变了人们对古代四川盆地封闭落后的认识。

很多人相信，三星堆遗址就是古蜀国的遗迹。他们指出，三星堆文物上的鱼、鸟以及夸张的眼睛外凸形象印证了传说里对几位古蜀王的描述。

但也有学者对此建议谨慎。

“急于印证古史记载和传说的做法有着方法论上的危险。”许杰指出，后世记载本身的可靠性存疑。那些记载并非三星堆文明时期的文献，而是三星堆以后很久才写的。急于把后世记载与考古发现对号入座的做法是循环论证，在学术上是不够严谨的。

许杰还表示，三星堆文明的政体为古蜀国可以作为一种假说来考虑研究，但作为定论就局限了重构三星堆文明原貌的范围。

“在1986年两个器物坑发现以前， 无人能够想象三星堆文明的面貌，尤其是匪夷所思的青铜造像，那么三星堆文明的其他方面为什么不存在超越我们现有知识范围的可能呢？”许杰说，“比解谜更重要的是提出真正有深度的问题。”

事实上，关于战国以前蜀国的历史几乎全部来自《华阳国志》，这是三星堆遗址往后1000多年、东晋时代的著作。而三星堆遗址本身尚未发现任何文字。

孙华认为三星堆和古蜀国有关。“三星堆文化和更晚的巴蜀文化，中间有一些共通的地方，是古蜀的不同阶段，但是需要更多的资料来证明。”

孙华表示，图像资料，例如人像、神像，如果能与古蜀国的传说有更多的呼应，也许可以用于佐证三星堆和古蜀国之间的关系。

但不论结论如何，孙华强调三星堆都为认识商周时期的西南地区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文献里只有几个字、几句话，这里的古蜀就是一个符号而已。我们通过考古得到的信息，相当于夏商时期，尤其是商代晚期成都平原的社会、国家的情况，这远远比文献多得多。”（记者王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