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岁的昔日农奴旦增措姆（2月25日摄）。新华社记者 孙非 摄

新华社拉萨3月25日电  题：“偷羊贼”也能当党员——一堂基层党课中的西藏近代史

新华社记者王沁鸥

“我1964年入党，是全县翻身农奴里第一批入党的三个人之一。那是我人生转折的一年！”说这话的是藏族老人旦增措姆。在西藏萨嘎县雄如乡卓巴布村党支部委员会组织的一堂党课上，这位即将年满79岁的老人成为特殊的主讲人。

今年是西藏百万农奴解放62周年。在“3·28”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来临之前，健在的翻身农奴走上西藏各地的基层党课讲台，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带领广大干部和农牧民群众重温西藏历史上的伟大转折。

在雄如乡，旦增措姆老人是党课上的“明星讲师”。虽然年事已高，腿脚不便，但她讲话依然思路清晰。

不过，来听课的干部群众没想到，在旧西藏，这位老党员还曾是一名“偷羊贼”。

旦增措姆的身份证（2月25日摄）。新华社记者 孙非 摄

旦增措姆出生于1942年，一辈子都生活在西藏西部这片平均海拔4500多米的牧场上。小时候，她们全家都是村子附近一座寺庙的农奴，靠为寺庙放羊换取一点粮食糊口；产出的羊肉、奶和皮毛等产品全部归寺庙所有。而她一家八口人，只能挤在一顶帐篷里住。

“睡觉时，身下垫着干羊粪当褥子，帽子摘了垫在脑袋下就是枕头，藏袍盖在身上就是被子。”旦增措姆说，“那时的袍子里全是虱子，太阳一晒能数出好多，自己身上就像长了个虱子窝！”

在民主改革前的旧西藏，像旦增措姆一样的农奴占了当时西藏总人口的95%以上。在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下，由官家、贵族和寺庙上层僧侣三大领主组成的农奴主阶级集中占有以土地、牧场为主的生产资料，对农奴实施人身控制和奴役，进行苛捐杂税盘剥，许多农奴从出生起就继承了沉重的债务。

“我八九岁时，寺院的债家里实在还不起了，父母就趁天黑，带我们赶着羊跑了。”旦增措姆说，一家人本想逃到没有人的草原上重新开始生活，但还是被寺院抓了回来。

旦增措姆和家人在新家门前（2月25日摄）。新华社记者 孙非 摄

因为偷羊，她的父亲被毒打，落下终身残疾；住的帐篷也被寺庙收走抵债，全家只能住到一处山洞里，靠四处乞讨和给富人家打零工为生。

“不是实在活不下去，我们也不会去偷呀！”旦增措姆说着说着流下了眼泪。

她还记得，在民主改革前的家乡，既有像她这样想逃走的人，也有从其他地方逃难而来的人。

但在没有自由和平等的时代，被压迫的人们无论逃到哪里，都找不到梦中那种“吃得饱、穿得暖、睡得了安稳觉”的生活。

半个多世纪后，老人的话令在场的农牧民无不陷入沉思。

家人帮旦增措姆整理头发（2月25日摄）。新华社记者 孙非 摄

1959年3月，命运的转折来临，党中央领导西藏各族人民进行民主改革，百万农奴终于迎来了彻底解放。

这些在旧西藏曾经可以被当成别人的财产而被买卖、转让、赠送、抵押的人，生命中第一次获得了人身自由，分到了土地、房屋、牲畜，有了属于自己的财产。

旦增措姆主动参与到了为自己争取解放的行列中。在民主改革正式开展之前，解放军组织的工作组已经来到雄如，旦增措姆加入了文艺队，通过歌舞的形式向群众宣传政策。

在工作组里，她还认识了自己未来的丈夫。他的家乡在南木林县，曾经也是一名农奴。工作组到达南木林后，他主动当起了翻译，并跟着队伍来到了雄如。不久后，两人结为了夫妻。

旦增措姆的孙女在和奶奶撒娇（2月25日摄）。新华社记者 孙非 摄

这场婚姻在旧西藏几乎不可能发生。旧西藏的《十三法典》和《十六法典》规定，农奴主掌握着农奴的生、死、婚、嫁大权，不属同一农奴主的男女农奴结婚要缴“赎身费”，农奴的孩子也注定终身为农奴。

“是革命的队伍让我们走到了一起。”旦增措姆说。

如今，旦增措姆的小家已经发展为十口人的大家庭。这些年，她担任过村党支部书记，也在党的妇女组织工作过。63岁从工作岗位退下后，她依旧时常把党徽别在胸前。

她也见证着家乡的变化。村里从民主改革之初的一穷二白，变为了今天的水电路讯网全部畅通；牧民们住上了“边境小康村”项目统一建设的住房，基础设施保障条件进一步改善。2019年，萨嘎县正式脱贫摘帽。

“从前的日子，要到处给别人作揖、磕头才能活下去。共产党来了之后，谁也不用求，什么都不用愁了。”旦增措姆说。

旦增措姆和孙女在晒太阳（2月25日摄）。新华社记者 孙非 摄

再提起当初“偷羊”求生的经历，老人会付之一笑，笑里有时也会带着泪。

现在，她家里有40多头牦牛、60多只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