涵盖宋、金、元至明清各个不同历史时期，进一步丰富天津明清人骨标本库，为天津运河文化提供重要实证——天津发现古代墓葬800余座
考古人员在现场工作。本报记者 刘茜摄/光明图片
日前，记者从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了解到，该中心近期在天津境内考古勘探发现古代墓葬800余座，据初步推测，墓葬的年代涵盖了宋、金、元至明清各个不同历史时期。此次发现规模大、类型丰富，年代跨度长，在新中国成立后尚属首次。
对人类遗骸的系统研究
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考古工作将重心放在了明清平民墓葬上，也放在了明清人的骨骼上——明清时期普通百姓的体貌特征与今人最为接近，他们的生活习俗对我们影响至深。
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考古发掘现场负责人尹承龙介绍，目前主要是对墓葬中的100余座明清墓葬进行集中田野发掘，后续会根据场地条件、气候等因素逐步启动对剩余700余座古代墓葬的探测和发掘。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考古工作人员已探明整理出明清时期墓葬90余座，出土釉陶罐、白瓷罐、钱币、发饰、符咒砖瓦等文物200余件，同时对墓葬出土人骨标本进行全部科学采集。
早在2004年，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就对天津蓟州区桃花园（海河以北地区）明清平民墓葬进行了发掘研究。当时，是国内考古机构首次大规模发掘明清墓葬，陈雍当时是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他清楚地记得，在桃花园墓葬发掘出的女性趾骨，让大家了解明清时代妇女缠足的方法。“同样的道理，我们还可以根据这些人骨牙齿的磨损程度来判断这个地区的食物状况、环境是否适宜居住。就连吃饭方式也能从人骨上看出分晓。”陈雍说。
以桃花园墓葬的发掘研究为起点，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与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等单位合作，启动了天津明清人骨保护与研究工作，目前已采集明清时期人骨标本逾700例，初步建立起了华北地区最大的明清人骨标本库。
李法军，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2004年，听说天津蓟州地区发掘的墓葬中有几百具明清人类骨骼，第一时间他就参与到考古工作中。他说：“为了能够保护好这批珍贵的人类骨骼遗存，我们从发掘之初就针对其埋藏学状况和保存情况制定了较为完善的科学发掘、提取、整理、修复、保藏、记录与研究的一整套规程。自2004年发掘以来，我们陆续开展了关于该人群的体质特征研究、齿学人类学分析、身高与体重推算、健康状况考察以及行为方式重建等工作。目前，我们在揭示了该人群体质特征、生长发育和健康状态的基础上，运用了多学科研究方法，特别是骨骼生物力学、几何形态测量学和古DNA技术，重点分析该人群的生前活动强度、因缠足造成的女性骨骼形变以及家族遗传学信息。”
“明清时期人骨承载了中国人重要的体质信息和遗传学信息。若要完整地重构人类进化和演化历史，明清时期的人类遗骸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依据。不仅如此，这一时期的人骨上还透射出当时的生产方式、特殊习俗、文化传统以及社会变迁。加强对明清时期人骨的综合研究，不仅能让我们从中了解当时人们的生命历程，更能让我们对中华民族的文明进程有更为鲜活的认知，真正地做到活化历史，‘透物见人’。”李法军说。
尹承龙表示，天津地区已经建立的明清人骨标本库样本多集中于蓟州区等北部地区，天津海河以南地区大规模发掘明清墓葬较少，因而缺少这一区域人骨材料积累，此次发掘人骨数量估计在200例左右，这批人骨的科学采集在进一步丰富天津明清人骨标本库的同时，为进行下一步人骨综合比对和深入研究，提供了难得的天津南部样本，意义十分重要。
大运河文化的历史见证
此次勘探的地域是天津市西青区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文化小镇的建设工程土地，被发现的古代墓葬既有砖室墓，又有土坑墓，既有圆形墓葬，又有方形墓葬，既有中小型墓，又有大型墓，且埋藏深度不一，根据天津及周边省份相近类型墓葬考古发现的对比分析，墓地的年代上限应始于晚唐五代，下限止于明清时期。
尹承龙介绍，此次西青区的墓葬处在海河之南，目前考古发掘初步显示天津南部地区的明清平民墓葬在丧葬习俗、随葬器物等方面与2004年天津北部蓟州桃花园墓葬既有一致性，也存在地域特点。
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盛立双解释，两个地区的墓葬都是土坑竖穴和木棺，随葬品比较一致，都是陶罐、瓷罐、铜发饰，还有一些铭文砖瓦；区别之处是器物摆放的位置不同，北部地区墓葬里的随葬品摆放在头部附近，南部地区墓葬里的随葬品有摆在足部的现象，南部地区墓葬里用朱砂涂写的铭文砖瓦的数量远远多于北方墓葬。
陈雍作为考古专家在现场考察后介绍，此次发现是对天津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价值和内涵的极大提升和补充，同时也是研究古代大运河、天津地区杨柳青古镇的重要考古实证。
盛立双介绍，天津市西青区一次性集中勘探发现如此规模庞大、跨越不同年代的古代墓葬，是宋代以来杨柳青从一般聚落逐渐发展成中国历史文化名镇不同历史时期的重要实物见证，就像是一部深埋在地下的杨柳青“史书”。做好此次考古工作，就是做好包括西青区在内的天津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的具体体现。（记者 刘茜 陈建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