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市中心医院一位护士长战疫亲历

医警夫妻守望难助 门前有凳欲哭无声

武汉市中心医院一位护士长战疫亲历

武汉中心医院后湖院区儿科病房护士长万颖(左)在病房。

2019年9月,万颖与张维的结婚照。

汉川市公安局城北派出所民警张维在辖区定点医院执勤。 受访者供图

3月24日,万颖下班回家的路上,收到武汉解封的通告短信:“从4月8日零时起,武汉市解除离汉离鄂通道管制措施,有序恢复对外交通。”

虽说疫情日趋好转,解封在意料之中,看到这个消息她仍激动不已。

“你收到短信了吗?”这位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儿科护士长,马上发微信问老公张维——汉川市城北派出所民警。从1月20日回汉川坚守岗位,他就再没回过武汉。

他们去年9月刚结婚,只休了3天婚假。紧接着,就是国庆、军运会等重大活动,张维值勤几乎没怎么回家。小两口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还没有分别的日子长:两地相距不过60公里,相隔却快80天了。

大疫之下,医护和警察都得冲在一线,辛苦又危险。封城以后很多人“宅”着烦躁的家,对他们来说,却成了一个想回却回不去的地方。

“现在,他终于要回家了!”疫情暴发以来,见过太多生离死别的万颖,蓦然庆幸:自己毕竟家还在,有人等……

封城前一天,32个病人全部出院

与当地其他医院相比,武汉市中心医院属于“重灾区”。

有媒体报道,包括李文亮、江学庆、梅仲明、朱和平、刘励等5位去世的医生,该院职工感染总数超过230人,死亡人数和感染比例均列武汉各医院之首。

在全院100多个护士长中,万颖是一个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都得反复掂量的“小角色”,但她也后悔当初没把疫情告诉更多人。

她的微信有61个群,工作群不下四五十个,各种消息不断。有的群一天不看,提示就变成省略号了。医院里的大事小情,都能从里面找出线索来。

每年11月到第二年3月,是儿童流感高发期,也是儿科最忙的时候。“去年12月份,门诊量每天多达1000人,候诊区坐满等住院的病人。”万颖回忆说。

位于后湖住院部18楼的儿科病房,共有45张床位。2018年2月,从武汉市儿童医院“跳槽”出来的万颖,当上中心医院筹建中的儿科病房护士长。7月2日,她带领十几个护士,仅用8天时间,就完成了开科准备工作。

去年年底的一天,急诊科出现疫情的消息开始在群里流传。

虽然在纪律约束下,只能“窃窃私语”,万颖仍觉得不能麻痹大意,又怕违反规定,便用当班护士的手机在科室群里,发了一条注意防护的消息,提醒大家上下班从院外绕到住院部,尽量别穿越门诊大厅和急诊外科病房。

接下来,她不光自己戴口罩,还动员同事和病人戴。住院部上下班和送饭时间段,有些医护人员为了赶时间,跟着病人挤电梯。万颖感觉不安全,要求儿科护士坐电梯时一定要戴口罩。

之前,医院对“双评议”非常重视,只要接到投诉都要启动调查程序。一些医护人员尤其是护士,生怕稍有不慎被投诉。随着疫情变化,有人在护士长会上通知,现在投诉不用管,要求每个人必须戴口罩。

万颖按要求传达给科室护士时,她们居然说终于可以抬头做人了。虽然护士们的口气变硬了,可一些患者家属仍不以为然,各行其是。一次查房时,因为要求戴口罩,一位患者家属还跟万颖吵了起来,这件事情她印象特别深。

“当时有几个患儿,病程特别长,症状跟以前流感不一样。现在回想,还真有点像新冠肺炎。”万颖记得元旦那天,儿科收治的13个病人,都有发烧咳嗽症状。

封城前一天,病房里32个患儿,一夜之间全走光了。有的病情不稳定,一直咳个不停,有的连体温还没降下来,大多数都是申请签字出院的。万颖印象中,科里负责出院结算的护士,一整天都在算账。

本来,还剩下一个乙型流感患儿,怕传染其他人,平时都待在病房里。当天傍晚,这家人出来晃了一下。发现病房都空了,赶紧跑到护士站,问怎么都没有人了?慌张中,他们要求马上出院。当时住院处已下班,办不了出院手续。第二天,一家三口逃跑一样离开了。

“你看过采访蔡毅主任的视频么?他们换防护服的楼层,墙上有很多彩色娃娃,那个就是我们科室。”万颖有些伤感地告诉记者,由于疫情防控需要,儿科病区已被改造得面目全非了。

“武汉的医护人员更不容易”

1月27日,被列为第二批定点医院的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开始改造隔离病房。

从普通医院变成传染病医院,所有科室都得重新调整。儿科病房全员支援前线,护士们被分派到不同的病区。

万颖被调到最前线,组建新的发热病区。刚开始,由于各种流程、配套设施跟不上,她经常感觉干什么都发懵,找不着当护士长的感觉。

开设发热病区当天,从红十字会医院转来32个病人。包括万颖和另一位护士长在内,当时只有26名护士,人手一度非常紧张。

病人刚转过来,后勤保障跟不上,不光医护人员没饭吃,病人也没饭吃。有的病人饿得受不了,就在走廊里发脾气。闻讯赶来送饭的家属,竟没有任何防护措施;有的家属怕感染不肯来,病人感觉被抛弃了,情绪特别低落。

更糟糕的是,内部业务流程衔接不上,药房不知道怎么进病区,护士也不知道怎么去取药。这些发热患者拿不到退烧药,一晚上只能靠冰袋降温。

第一批患者中,有一对80后夫妻,病情比较重。女的稍微轻一点,呼吸没有困难,三番五次出来朝护士要退烧药。丈夫虽然很虚弱,刚来时,两个人还有说有笑。没几天,他就转到重症病房,上了无创呼吸机。

后来,万颖在群里看到他死亡的消息。“听说女的康复了,好像转方舱去了,对她打击一定非常大!”同为80后的她,深感生命的脆弱和无常。

说起内心最感激的同道,万颖首推驰援武汉的甘肃医疗队。她没有讲述更多的细节,但她知道,尽管防护物资一度告急的中心医院,做不到4小时就更换防护服,甘肃医疗队却一直坚持到最后。

甘肃医疗队队长蔡辉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深有感触地说:“武汉医护人员更不容易。我们才‘打’几天,他们都多少天了!”他还透露,在武汉市中心医院的感谢信中,称赞甘肃医疗队“最早到达、最快速度投入战斗、始终坚守”。

这段时间,万颖曾被派往本院南京路院区,支援新开的传染病病房。由于疫情没有控制住,这个院区干部病房的患者,出现确诊和高度疑似病例。院方决定将这十几个新冠病人,集中到一层楼隔离治疗。

万颖第一天上班,就发现这栋楼没有单独通道设施,不适合开传染病房。这些常年住院的“老病号”,很多人生活不能自理,有的需要护士帮忙,有的家属请了陪护。一位陪护人员只戴个普通的口罩,当天CT检查就出问题了。

由于防护意识不强、防护物资紧缺等原因,当时已经有护士确诊,也有当天发烧的。一位护士告诉她,医生在下面一层楼办公,每天交班内容都写在纸上,只有抢救时才会上来。

万颖一夜没睡。凌晨两点时,她在群里发了很长一段话:提醒大家缺陷在哪里、哪些地方需要改造,个人防护应该注意什么。

第二天上班,她直接去护理部,提出自己上前线没问题,不希望再做无谓的牺牲,但万颖仍然回到后湖发热病区。

回家发现门口多了一个凳子

武汉封城的那些日子,许多医护人员历尽苦痛挣扎,白天浸在汗水中,晚上泡在泪水里。个中滋味,惟有亲历者才能体会。

虽然身处焦点医院,万颖所在的儿科病房还算幸运,除了一位同事感染轻症治愈出院外,其他人均未感染。然而,这并未给她带来多少安全感。

整天在发热病区工作,即便执行最严格的防护措施,谁又能保证“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呢?曾有过结核病史的万颖,落下一直咳嗽的病根儿。如今,只要稍有“风吹草动”,很容易往新冠肺炎上靠,她一天到晚精神高度紧张。

记得刚到发热病区,一次上班时她感觉浑身发热,还以为是忙碌的,并未理会。一直忙到下午3点才吃上午饭,可她还觉得有点热,一测体温37.5℃。万颖心有忐忑,下午继续上班。晚上回去再测体温,竟然一点儿都没降下来。

她怀疑自己“中招”了,悲观情绪一下子占了上风。“晚上给老公打电话,哭诉自己可能被感染了。他没办法人又回不来,只能一遍遍安慰我。”提起这段往事,万颖有一种无法触碰的创伤感。

后来,又拍CT片子、检查血象,结果一切正常,体温也降下来了。没过两天,万颖遇见院里呼吸内科主任,他认为片子拍得过早,应该过5~7天再拍,建议她再复查一下。

万颖又害怕起来,“没人时每天都想哭,感觉怎么这么倒霉,又怕爸妈以后没有人照顾!”除了自己,她每天还担心老公和家人被感染,一度满脑子都想着后事。

可她却没有休息,继续上班。谁知,没过几天又发烧,好在也是虚惊一场。她害怕时特别想家,又怕感染家人不敢回去:“人家全家人一起关在家里,无聊得受不了,还抱怨这抱怨那的,可我却根本回不去!”她既伤感又自怜道。

万颖父母家所在的小区,在江汉区感染率排前五名。她不想让父母出门,又怕他们在家里没得吃,总惦记着给他们送些鸡蛋、牛奶等食品。封城以后,她回过三四次家,都是往回送东西,却始终没敢说自己在隔离病房工作。

第一次回家时,万颖站在走廊里吃了一餐饭。她说自己毕竟在医院,身上还是不干净,怕进门会感染到家人。父母只好戴上口罩,把饭菜给她递出来,隔着门镜,看女儿站在门外吃完饭。

大约过了一两个礼拜,她再次回家送东西。刚走出电梯,就看见家门口多了一个凳子。

“这是我妈放在门口,留着给我坐的。当时看到后特别想哭,又怕被爸妈撞见,眼泪怎么也控制不住……”讲到这里,万颖再度哽咽失声了。

单位统一安排的酒店,卫生条件一般,有老鼠和小虫子。随着天气转暖,小虫子越来越多,万颖决定搬回家里住。虽然已经回来十多天,她还没跟父母在一个盘子里面夹菜呢。

当她把这段经历讲给父母听,妈妈心疼地数落了她一顿,还说早就觉得她有事瞒着家里。直到她搬回家住的那天,老两口才算睡了个安稳觉。

有些经历无法感同身受

今年30岁的余斯骏,在汉阳开了一家婚庆摄影工作室。去年9月,万颖结婚办酒时,跟拍的摄影师就是他,“她只是我的一个客户,过后再没联系过”。

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改变了他们之间的关系,从客户变战友了。

武汉封城之初,小余一家3口不幸感染新冠。他和母亲是轻症,3月份出的方舱;父亲重症康复后,核酸检测总是不过关,4月7日才出院去隔离点。

生性开朗乐观的余斯骏,亲历父亲生病就医的曲折磨难。2月5日深夜,在去洪山体育馆方舱医院的大巴车上,呼吸困难的父亲,隔着车窗给他发微信:这次怕是挺不过去了,你要照顾好妈妈。

他只能劝父亲不要放弃,振作起来。没想到,人生第一次遭遇生离死别,却连个抢救的机会都成了奢望。他不禁悲从中来,不知道如何安慰父亲,也没办法说服自己。为了不让母亲知道,他回来没先上楼,一个人坐在车里哭了好久。

半夜里,隐约听见母亲压抑的啜泣声,父亲在微信里跟她交代后事,就是银行卡密码、股票账号之类的。窗外,武汉在下雨,浇到这一家人心里了。

“我一个人躺在床上,哭得特别厉害,从来没有这么绝望过。”事隔一个多月,余斯骏讲述这段经过时,语气平静得出奇。

连夜被转入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的父亲,几经周折,终于得救了。几天后,他和母亲也被安排住进不同的方舱医院,一家三口成为不幸中的幸运者。虽然人不在一起,他们每天都用微信相互问候。

说来也巧,小余分享在朋友圈的方舱照片,被万颖无意间看到了。

“她问我为什么在方舱,情况怎么样,家里人怎么样……”小余这才知道,原来他们小两口都在一线,丈夫张维还在外地,属于守望难助的医警家庭。

这两个过去鲜有交集的人,偶尔会在微信上打个招呼,互相鼓励一下。用小余的话说,尽管医患有别,可都是回不了家的人,仿佛有一种战友的感觉。

只要闲下来,小余就会远程开启家里的网络摄像头,监视“憨憨”和“肥肥”的日常——这两只关在家里无人照料的比熊犬,是全家人牵肠挂肚的宝贝。

临去方舱前,他尝试过却没有找到寄养的地方,只好买足一个月的狗粮,盛放在很多一次性的碗里,再加满两大盆饮用水,供“憨憨”和“肥肥”吃喝。比熊犬没人照料,很容易吵闹,小余怕影响左邻右舍,索性把门窗全都封死了。

沌口体育馆方舱医院的医护人员,多是从安徽和贵州过来的,互相也都不认识,热心的小余经常帮他们拍照留念。

2月20日,隔壁一位黄姓病友过生日,他拍摄的医护人员为新冠患者庆生的照片,被人民日报微博选为“方舱医院的动人瞬间”主题新闻图片,让他在方舱里着实“火”了一把。

3月10日,小余隔离期结束回家,在朋友圈发了一个小视频——他打开家门时,两只白色的小比熊犬,异常兴奋跑出来迎接主人。小余告诉记者,幸亏妈妈半个多月后先回家了,狗粮还没吃完,两盆水已经喝光了。

万颖被这一幕打动了,“不知道为什么就想哭。其实也不关自己什么事”。

小余告诉记者,一般人体会到回家的感动,不会像万颖这样深切。这些医护、警察、病人、社区干部和志愿者等一线人员,经历了更多的无助、感动和改变。很多人从走出家门的那一刻起,就知道一时半会回不去了——能把自己豁出去的人,不会再把危险带回家。

往往困居在家的人只知道不要出去,外面有多危险,甚至多艰难,只有共同经历者才懂得:有些经历是无法言传,也无法感同身受的。

老公又给她画了一张“大饼”

今年32岁的张维,家住武汉汉阳。他从小喜欢足球,很早就进了足球学校。由于家里经济条件所限,后来没有继续踢球了。

10年前,张维决定报考汉川公安局——相比武汉来说,汉川公务员招录分数会低一些,自己的把握也更大些。他果然考取了,在汉川当了10年警察。

汉川地处江汉平原腹地,是孝感市代管的一个县级市,距武汉市不过五六十公里。

疫情期间,张维和城北派出所其他民警一道,白天在所里值班,晚上下辖区步巡。他还被选进防疫突击队,在辖区定点医院、隔离酒店轮流倒班值勤,处理隔离区各种突发事件。

当时最令万颖担心的是,刚开始到隔离病区保卫时,他们既没有防护服,更不知道怎么穿。后来,为了确保民警安全,派出所还自购了防护设备。而且口罩和护目镜,也都是后来才有的。

“为了购买防护物资,老公垫付了2500块钱”,万颖认为,他虽然很早就在足球学校寄宿,但生活自理能力并不强,“不知道怎么给自己弄吃的,我每天就跟他讲,要去怎么搞、怎么做”。

“我老婆上班的医院,就在华南海鲜城旁边,我俩互相都挺担心对方,每天有空就用微信聊几句。”张维还告诉记者,疫情期间万颖把医院发的东西,送到汉阳父母那里,让他非常感动。

虽然当时打车并不方便,万颖还是两次去汉阳给公婆送口罩、酒精,还有鸡蛋等生鲜蔬菜。她还专程去南京路院区,给婆婆开了一些常用药。

万颖坦言,他们两个人这种年龄层,正是出力的时候,他在那边也很累。虽然这份工作又累又没钱,可他是个本分人,不会把这个工作不要了,去重新做其他的什么事。有时候,小两口也会因为这个争执几句。

汉川离武汉算是比较近的,开车也方便,可他很难得回来。有时候,下午六七点钟回来,半夜一两点钟电话打过来,就又要回去。

两个人谈恋爱时,也想过结婚以后的两地分居问题。万颖觉得张维这个人适合结婚,人品最重要,他没有那么多花里胡哨的东西。张维也说了,路途也就一个小时车程,都是可以克服的困难。

没有想到结婚以后,实际比想象更难。“没办法,我觉得现在也能克服。”万颖感慨地说,老公又给她画好了一张“大饼”:如果汉川将来能划归到武汉,他调回来的机会就大了。

前些日子,万颖坐车回家拿杀虫剂,窗全都摇下来了。路上等红绿灯时,她看到路边有三四个警察。这是一条小马路,面对面的距离很窄,有一个警察跟她对视了很久。

她当时想跟他打个招呼,却没有招手。后来又有一个年轻警察,从旁边的网吧里走出来。他也跟她对视了一下,友善又有点调皮地冲她招手。另一个警察也跟着招手了。她一下子想到老公,当场就哭了,也跟着他们一起招手……

当时还在酒店休息,万颖就想要不要把这种感觉写出来,“我想了几天,一写就不停地在哭,没有坚持下来,回忆的过程太痛苦了”。

4月8日,张维如约而归,小两口终于见面了。不过,他只待一天又走了。万颖则去了南京路院区上班,原来科室恢复运行的时间,又要延迟了。

张维跟万颖聊天时说,最近这一段时间处警,全都是家庭矛盾,都是关在自己家里互相对打。有一个女的怀孕了,觉得婆婆做菜不好吃,就把桌子掀了。

“我们见都见不到,怎么他们还要吵架闹离婚?”张维不解地问妻子。(记者刘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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