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一些国家禁止或限制粮食出口；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机构预测，今年全球谷物产量较去年将下降11%，全球粮食供需平衡再次吃紧。这些消息引发关注，有些敏感者甚至开始“抢米”、囤面了。

中国粮食够不够吃呢？有没有必要冒着吃“陈粮”的风险也去“抢”几袋囤家里呢？看看这些数字就好了：2019年全国粮食总产量66384万吨；去年，中国大米和小麦全年进口量仅为当年产量的1.8%和2.3%；去年，大米出口量超过进口量，中国成为大米净出口国。

粮食安全的自信来自仓廪殷实的粮库，来自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两藏”战略，和亿万中国农民辛勤的劳作。这其中，占据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绝对多数的小农户的贡献至关重要。记者在多地走访了解到，如今，一改传统“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产和经营模式，越来越多小农户通过“土地托管”“订单农业”等方式拉近了与现代农业发展之间的距离，成为保障我国粮食和农产品供应最为广泛的“生力军”。

与此同时也应看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还面临着人才、观念等多项瓶颈。有关专家和农业部门干部认为，需循序渐进，久久为功，打通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之间“最后一公里”的距离，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实现乡村振兴注入动能。

▲兰西县远大镇双太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托管地块，车辆在装运秸秆。新华社记者王建摄

多种方式，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攀上亲”

随着各地疫情逐渐趋缓，黑龙江省兰西县兰河乡长红村农民吴文静近日正筹划着赴外地打工。前些年他还在犯愁：父母身体不好，自己出门打工后，家里地没人种，流转出去又没多少收入。

吴文静形容自己是典型的“小弱少”农户：耕地面积小，机械力量弱，技术知识少，想要像大型合作社一样经营土地，过去想都不敢想。

在我国，小农户占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数量98%以上，小农户经营耕地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70%。“大国小农”是我国农业生产千百年来的基本形式，并将长期存在。

2019年2月21日，中办国办印发《关于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意见》。《意见》发布一年多来，一些地区创新组织形式，加大农业社会化服务力度，促进小农户“邂逅”现代农业。

今年，吴文静把土地全程托管给当地一家合作社，合作社提供专业代耕代收服务，全程使用大机械作业，扣除服务费用后，卖粮收入全部归吴文静家所有。

吴文静算了一笔账：如果流转土地，每公顷地收入为5000元左右，而通过土地托管服务，收入可达到1万元左右，同时解放了自己的劳动力，外出打工又有一笔收入。

“人家的大机械就是比咱‘小四轮’好使，技术也先进，去年1公顷地比自己种地的邻居多打了大约1000斤粮。”吴文静说。

在兰西县，土地托管服务正悄然流行开来。兰西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介绍，2019年兰西县农业生产托管服务面积61.5万亩，服务小农户1.1万户。今年，截至目前，全县已有50万亩的全程托管服务意向。

在黑龙江、山西、陕西等多地，以土地托管服务为代表的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正在逐渐形成。一些地区实行“粮食银行”、土地托管贷款等创新手段，丰富农业社会化服务形式，满足更多小农户的多样化需求。

“我们正在开展粮食银行、订单种植、代储等服务项目，解决农户们的实际问题。”富锦象屿金谷农产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盛善平说，去年企业开展8.5万亩玉米订单种植，每斤比市场价高1分钱收购，今年还将扩大至9.2万亩。

“攀上亲”，脱贫奔小康更有底气

在与现代农业“攀亲”过程中，一些小农户正逐渐“改头换面”，化身“农业职业经理人”“家庭农场主”，把农业干得有滋有味。

从经营20亩地的“小农户”，逐渐发展到经营380亩地的家庭农场，黑龙江省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张大鹏家庭农场负责人张大鹏感慨良多。今年40岁的他自18岁起到海南打工，在当地成家立业，十多年后，却又返回家乡种地。

“一路走来，除了自己的努力，还要感谢国家的惠农好政策，支持我们小农户发展家庭农场。”张大鹏说，农场去年得到了当地奖励的8万元补贴，对自己是一个巨大的鼓舞。“我还想带动更多小农户，让大家都发展壮大。”

种植面积扩大了，钱袋子鼓了，很多小农户也在吸收着现代农业新的经营和发展理念，让生机充满“希望的田野”。

与张大鹏类似，黑龙江省大庆市大同区林源镇长发村农民王健健也经历了一个从外出打工到回乡种地的过程，并成立了一个家庭农场。不同于过去只想把地种好，他现在更多是想怎么“卖得更好”。

“现在认识也上去了，得跟着市场走，产品得打出‘绿色’牌。”王健健告诉记者，他的家庭农场种植多种杂粮作物，不用化肥农药，使用有机肥，坚持人工除草，还打出了自己的品牌，每亩地收入是过去的2倍。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一些基层干部认为，作为我国农业经营主体中占绝大多数的小农户，使其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

黑龙江省克东县玉岗镇翻身村脱贫户林忠友也是典型的小农户。数年前他家因火灾致贫，家中地不多，他一度连买种子化肥的钱都没有，借住在村委会数月之久。

2017年，林忠友家被确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不久后，他和妻子参加了当地的扶贫产业项目——青刀豆种植。当地一家农业公司为其提供种子和技术指导，以每斤比市场价高1毛钱的价格回收，利用自家的8分地小菜园，每年林忠友家可增收3000元。

“我和爱人还在这家公司打工，每个月还有额外的3000元收入。”林忠友说，自己已经实现脱贫，“如果就靠种自家这点地，这么快就缓过来，基本不可能。”

与林忠友类似，在发展现代化农业产业过程中，许多小农户不再需要“单打独斗”，通过更多的利益联结机制，一些地区正在将包括贫困户在内的小农户纳入农业产业体系中。

位于黑龙江省大庆市林甸县的众烨奶牛养殖场是当地重要的扶贫产业项目，养殖奶牛2700头，主要生产鲜牛奶。“通过‘托牛入场’的方式，小农户和我们联结起来。”企业负责人于守龙说，这一方式集中养殖了小农户无力养殖的奶牛，并按照比例分红，去年养殖场带动当地567户贫困农户户均分红2000元。

普遍“攀上亲”，还要突破瓶颈补短板

“小农户在我国农业发展中的地位特别重要，不能让小农户在现代农业发展过程中‘掉队’。”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认为，需要通过多种手段，推动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走访中记者了解到，让更多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攀上亲”，还要突破瓶颈，补齐专业人才、诚信建设、资金技术、思想认识等诸多短板。

“攀亲”还需有人带。在黑龙江省东部一村庄记者看到，许多农户家房门紧闭。一些村民告诉记者，如今村里青壮年多外出打工，留守的大部分是老年人。据了解，这个村户籍人口153户335人，目前常住18户30人左右。

“很多村子还是靠‘能人’带动，把小农户组织起来，才能干成一些事。”大庆市一名基层农业干部说，一些地区没“能人”带动，小农户就成了“散沙”，无法产生更大效益。“一些村子青壮年都外出了，更别提农业方面的专业人才。”

部分基层干部认为，当前需要在农村发展大批量经纪人和管理人员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同时，还需要培养更多懂农村、懂农业、懂农机、懂农民的专业人才，带动小农户走上发展轨道。

“攀亲”也需有“互信”。“农业社会化服务对于小农户来说是新兴事物，接受起来还有一个过程。”兰西县兰河乡瑞丰玉米种植专业合作社在当地开展土地托管服务，理事长杜亚东说，“很多农民不信任我们，总觉得自己种成本更低。”

“有时我也不相信那些企业，总担心是骗钱的。”黑龙江省中部某县一农民告诉记者，近年来也有一些企业来村里组织进行订单种植等，年底却又不按订单价收购，部分农民因此对与农业产业合作失去了信任。

“攀亲”亟待“共抗风险”。“市场‘打个喷嚏’，我就得‘感冒’。”黑龙江省富锦市上街基镇大屯村农民苗俊军说，由于自己对抗风险能力薄弱，遇到市场波动，或者自然灾害，常会面临较大损失。

一些受访农户认为，当前部分小农户与农业产业合作模式中，缺乏更加紧密的风险共担机制和利益联结机制。“有的小农户自己种就承担全部风险，不自己种就简单流转，转嫁全部风险给合作社，但收入也少了。”黑龙江省一家农业企业负责人说，“本质上还是没有好的机制，能让我们和小农户更好直接联结起来，我们目前更多还是和大型合作社合作。”

“攀亲”需有“技”和“钱”。“小农户最难的还是技术和资金。”张大鹏说，最开始自己从海南回到家乡种地时，很多技术都不懂，通过向种粮大户学习、听讲座、看书等方式才慢慢掌握。

张大鹏扩大规模时面临最大的困难是购置大型农机的资金，“当时总共需要20多万，我从亲戚朋友处凑了10多万才填上缺口。”张大鹏说，使用大机械，效益立竿见影，仅用两年时间就还完了所有欠款，但很多小农户就是缺这启动的一些资金。

“攀亲”需要干部思想“再解放”。兰西县政府部门干部介绍，在当前推行土地托管等农业社会化服务过程中，部分乡镇干部思想解放程度不够，推进托管服务动力不足，托管服务刚刚起步，多为小规模服务队伍，自有资本少，专业人才少，农机具不够完善，此外人才、资金、经营能力等是服务组织的核心竞争力，这方面还有待于政府与市场共同去培养。（记者 杨喆）